山西开放 惠及天下

　　文/《新晋商》记者 郝志明

　　《浙商》记者 雷全林 何晓春(除署名外)

　　2006年，山西开放之年，在刚刚结束的山西开放大会上，山西再次表明了扩大开放的强烈意愿。开放意味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意味着平等的、全方位的服务。煤炭资源作为山西 的经济命脉，对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为了优化投资环境，对煤炭行业的整顿是不可避免的。

　　2005年8月8日山西省出台的“煤炭新政”就是为了创建一个良好的煤炭开发、利用氛围。相当多的小煤矿成了关停的对象，这其中就有不少是温州人承包的。山西“煤炭新政”对温州煤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高举着开放大旗的山西到底对于温州商人是一块伤心之地还是投资热土？山西的煤炭政策对于开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将温州煤商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的投资热点，正是山西经济的支点。去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就是要让所有的投资者坚定信心，投资山西。这块古老的晋商大地，也必将敞开胸怀，笑迎四海宾朋。

　　《新晋商》杂志和《浙商》杂志联合深入三晋大地，寻访温州煤团的踪迹，告诉你一幅真实的温州煤商的生存图景，也将为你展现山西煤炭业在开放的新山西的土地上的真实存在。

　　2005年 8月8日，根据国家有关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改革要求，山西召开了全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会议，这标志着山西“煤炭新政”正式拉开序幕。“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资源有偿使用，推进煤炭企业整合”是山西“煤炭新政”的主导思路。

　　此外，“煤炭新政”也将目光投向了安全生产。根据政策，对煤矿“关小上大”，“以增强安全保障程度、提升整体开发水平”。根据省安监局的要求，2006年年底要关闭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煤炭新政”让温商坐立不安

　　自2005年9月以来，山西煤矿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令投资年产量9万吨以下小煤矿的温州商人举步维艰。2006年1月16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又下发紧急通知，通报10省市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工作进展缓慢，其中对于山西关闭和吊证的矿井数量不足计划的三分之一给予了严厉批评。

　　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阎敏才告诉记者：“山西省把煤矿整治作为战役来打，这回是动真格了。山西把全部关停9万吨以下小煤矿的截止期限从去年底推迟到今年年底，温州商人不能像去年那样心存侥幸了。”

　　2006年2月26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宣布，山西省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产煤县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2日，山西各市政府共上报压减矿井1406个，占全省煤矿总数的29.16%。

　　2006年3月2日，《山西日报》发表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7号)，公布并实施《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鼓励大中型企业参与煤炭资源整合，组建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而主要产煤县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矿井)予以关闭，其资源参与整合。

　　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许多民营的、小的煤炭企业将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国有的和国有控股的大型煤炭企业。其用意是要提高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和驾驭力。截至目前只有交城一个煤矿由国有重点煤矿整合，其他县基本没有。大部分县级政府对本次资源整合工作的理解，只停留在完成淘汰关闭30%的矿井指标和收取价款上，并不怎么考虑上面强调的“提高产业集中度”。

　　作为外来者，温州人显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山西煤炭新政令温州煤商中的大多数投资者感到不安。因为温州煤商所掌握的煤矿大部分是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一部分不具备采煤方法改革条件的、证照不全的煤矿将被限期关闭。而对于还能生存下来的煤矿，也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或者通过有偿的方式获得采矿权。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将断了温州煤商的一夜暴富梦：前者由于采煤方式简陋，固定资产很少，评估后值不了几个钱；后者采矿权将从无偿变为有偿，投资者必须拿出一大笔钱来为采矿权埋单。

　　从2004年开始，国内一些媒体曾纷纷聚焦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民营企业，并将这一现象定性为市场炒作，冠之以“温州炒煤团”的恶名。到了去年4月，有关“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为资源掠夺性开采敲响警钟”的新闻又在各大门户网站迅速传播。此后，又有多篇叙述“温州炒煤团”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引起诸多反响。经过记者在山西一周多的调查发现，事实上“炒煤团”是错戴的帽子。有温州商人气愤地质问：“‘温州炒煤团’，我不知道是谁给命的名，难道资本有姓氏吗？”

　　承包煤矿是因为有“橄榄枝”

　　上世纪90年代末，煤炭市场连续不景气，山西众多小煤矿经营困难。2000年以后，全国煤炭市场经历三年特困期后以蒸蒸日上的势头回暖。一些温州老板判断煤炭市场复苏的可能，便来到山西寻找商机。浙商陈青龙就是那个时候来山西投资的，他告诉记者，当地人根本没钱投资，甚至勘探费都出不起。我们拿来一大笔钱投资下去开采，否则煤埋在地下也出不来。

　　2003年，煤炭经济全面复苏。由于受国内煤炭市场长期低迷的影响，山西许多地方煤矿一时积重难返，因此，面对稍有起色的煤炭市场，吸引外地商人来晋投资就成了很多山西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早期投资者的成功和煤炭日渐高额的利润，带动了一批因早期经营皮革而积累了资本的温州投资者们(主要是平阳人)。而温州整治污染企业，使当地一些皮革企业纷纷关停，也促动了温州商人的资本流向山西煤矿。

　　温州煤商并无炒作实力

　　有媒体报道说“到目前为止，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经由温州人承包，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

　　金松则反问：“山西省目前有各类煤矿3991座，矿井4691个。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40多亿最多可承包中小煤矿400多个。40多个亿能买下60%的煤矿吗？每年能生产出8000万吨煤吗？”

　　去年,浙江省人民政府经协办曾会同温州市经协办和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组成调研组在山西进行了相关调研，调研后提交的《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省投资兴办煤矿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企业共计300多家，累计投资30多亿元，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多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2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100。这一结论得到了一批山西学者的认同。“所谓的‘温州炒煤团’没有这么大的气候，他们连山西中小煤矿的30%都没有。” 山西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复明对此报告提出的这几个数据并无太大异议。

　　煤炭紧张决不是浙江人造成的

　　要想炒高煤炭的价格，首先温州人必须要有能力控制煤炭的销售权。但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煤炭领域，几乎清一色全是在生产领域，并没有煤炭经销权。况且对于个人来说，一个煤矿平均1000万元的投资，不可谓规模不大。很难想象，外地人、外地资本，大规模地投入长线矿业生产，却要被贴上哄抬价格的恶名。

　　实质上，煤炭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能源供需趋紧和运力紧张因素影响的结果，并非温州民营企业进入山西煤炭行业进行投机炒作的结果。有人将近两年的煤炭价格上涨部分地归咎于温州资本。这种看法完全颠倒了经济学的逻辑：不是温州商人抬高了煤价，相反，是高煤价吸引了温州资金。

　　山西省经济协作办主任马建设表示：“山西的煤炭紧张决不是浙江人造成的。温州人是在当地人都不愿意干的工程队打工，并在打工中学会了煤矿的开采和管理，之后才私下承包或买断一些矿井几年的经营权的。温州人在山西进入煤矿生产，体现的是温州人的吃苦精神；而山西的矿难事件，与浙江人也没有多大关系。”

　　温州人带来了什么

　　“温州资本，对于山西这个缺乏资金的省份来说，无论如何是个好事。”浙商黄老板则向记者列举了温州人的贡献：以前，山西煤炭由国家定价，价格在每吨20元到30元，很多中小矿挣不到钱，安全投入根本谈不上，形成历史欠债，造成现在事故频发。温州人来之后，进行技术改造，有些煤炭工程师是从全国各地高薪聘请来的。温州人的煤矿中，生产矿长据说最高年薪百万元。为与当地村民缓和关系，一些温州煤商还不时资助矿区村民修路建校。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小煤矿都存在一种现象，挂着山西乡镇煤矿的牌子，法人是山西人，可真正的老板却是温州人。当初我省招商引资，引来了温州商人，他们也确实投进去不少资金，对我省一些小煤矿提高生产能力出了力。”

　　温州学者马津龙认为：不要在缺乏资金时，就欢迎资本进入；看到资本赢利时，又害怕利益外流，拒绝资本。如果需要资金改造小煤矿，就欢迎温州资本；煤价上涨了，看到温州商人获巨额利润，又心理不平衡。这不是明智的态度，不但损害投资者利益，也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矿难并非都是浙商的错

　　近来矿难事故频发，煤炭行业牵动世人目光，“温州炒煤团”这个字眼不断见诸报端，在部分媒体那里，它被描绘成不顾矿工死活、恶性开采煤炭资源、疯狂追求行业暴利的群体。然而，“温州煤商”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

　　面对频频发生的煤炭安全事故，一些媒体把板子拍在温州煤矿投资者身上，温州煤商觉得十分委屈。一位煤商向记者诉苦：“安全问题是因为温州人投资后才发生的吗？其实，温州商人恰恰改善了挖矿条件，提高了安全系数。”

　　矿难事故与民资进入煤炭行业已无几年前的强烈对应关系。因为山西的很多小煤矿多是“独眼井”，安全条件极差。在“温资”进入后，引进先进设备，反而在整体上增大了小煤矿生产中的安全系数。原平在2003年温商进入前，只有5个煤矿生产条件符合要求。

　　温州很多投资者倾其家产去山西发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赚钱。首先就引进先进设备，确保安全生产。安全成本大概占总投资的20%。即使如此，仍有可能发生事故。

　　有数据显示，由于国家对于矿难事故的处罚和赔偿标准急剧攀升，在很多温资小煤矿里，安全投资已经占到了总投资的20%左右。而今天煤矿安全生产的一般投资要求仅仅是当年效益的10%-15%。如果长期以来的安全欠账不能得到大幅度的落实，那么国有和大型，并不是煤矿安全的同义词。

　　一业内人士指出，资本总是要追逐利润的。在煤炭行业的巨额利润面前，如果说存在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安全意识薄弱的话，那么在今天，温州人与山西人、国有煤矿和私营矿主之间当无本质区别。他认为，矿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高能耗的GDP增长模式与煤矿行业数十年积累的安全欠账；再就是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缺位。这些道理，一般民众往往不能一目见底。

　　“封杀”之说是无中生有

　　一家全国性媒体曾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经验，标题醒目：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这种“长治县模式”是利用公开竞标对煤企改制，并要求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技术改造。长治县县委书记明确解释道：“我们要封杀的并不是哪个地区的投资者，而是‘炒煤团’一味追逐利益而掠夺性开发，甚至置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于不顾的做法，这种做法如果得不到制止，给山西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办公室主任面对记者不愿意多谈。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他说，我们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我们不管谁经营煤矿，政策是统一的，达不到要求的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投资的煤矿都要关闭，不会针对谁。“关停压产，是要通过资源整合，减少资源浪费和保证生产安全。”该局行业管理处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则明确表示，关停小煤矿并不是针对温州煤商。他说:“在打击私挖滥采和进行资源整合后，煤炭市场将会更加规范，这对于正规经营的温州煤商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

　　山西省经济协作办主任马建设则善意地提醒：山西省的整顿并不是针对浙商，而是希望借此机会提升整个行业的设备、装备以及技术水平。今后浙商进入这个领域的门槛被提高，但相信浙商也会随之进行产业提升和转型。

　　温州煤商确实有一部分人受到政策影响而撤离了山西，但大部分温州煤商还是留了下来。

　　“动”起来才会好起来

　　来自平阳水头的王祖敏告诉记者：“我的煤矿核定的刚好在9万吨这个门槛上，现在我就希望按照政策的标准来，要什么设备我都买，争取扩建。” 另一温州煤商在原平承包的煤矿原产量只有6万吨，而通过改进技术，扩能增产，现在产量已达15万吨。而在浑源县，由于当地的煤炭属窝煤，大规模开采几乎不具有任何价值，在该县存在的40余个矿井中仅有8个矿井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生存，在浑源投资的温州商人注定无力回天。

　　在孝义承包煤矿的温州老板张先生则通过重组联合，同样突破9万吨限制。但也有老板告诉记者，整合牵涉到煤矿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等多种因素，是否同一地区？是否同一煤层？整合谈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一定范围之内有几家煤矿，有山西人自己办的，也有温州人承包的，联合重组后，将可能成为山西人与温商联营的矿井。谁成大老板？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最坏的打算是与本地矿井联营，但我对此很不放心。”一位温州煤商告诉记者。令他担心的是，这种模式不仅会造成利润的分解,而且经营上的事情自己不能完全做主。以联营方式拥有5个矿井经营权的温商陈玉才说，作为外来投资者很希望组建煤炭能源集团，或组建股份制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资源拥有者(当地乡、村)对此并无热情。

　　民营矿主们有句口头禅：“产权不清，矿难不止。”这在很大程度上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一场关系山西煤炭产权制度的战略改革，在临汾市试点一年后，正向山西全省铺开。这对一直无合法挖煤身份的温州煤商来说，是不是新的机会？

　　能否真正成为煤矿“主人”？不少温州煤商有些茫然。但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当下重要的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好起来。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法律，当前人们对土地不拥有所有权。那么，永久性的采矿权也可能很难得到真正保障。

　　在记者对三十多位温州煤商的采访中，大约有七成的温商还是希望留在山西继续投资煤矿，而在这些希望留下来的温州煤商中一半以上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他们表示：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力,你有实力就自己去做,没实力就去看人家做。煤炭新政对各个煤矿是一致的，关键是执行起来公平。

　　用资本的力量将“小”变“大”

　　与国内大型煤炭企业联手、小型煤炭企业关并同步的，是外资对山西煤炭业的热烈追逐。

　　从2001年开始，山东

鲁能集团也开始挺进山西，构建煤、电、铝产业链。2002年8月投资44亿元的河曲电厂，就与当地政府部门达成了协议，买断河曲境内60%-70%的煤炭采探权，一期已经投资5亿元用于煤矿开采。“

十一五”期间，鲁能集团将致力于在河曲打造晋陕内蒙古黑金三角乃至全国最大煤电能源基地。

　　实际上，总是先有管理体制严重缺陷的市场，才有所谓投机者的跟进。温州民间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