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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冲撞法律 罪与非罪如何把握 检察官坦言
医界商业贿赂界定存在困难
导读
一个匿名举报电话，牵出10件医界商业贿赂案。
医疗黑幕逐渐被揭开，案情也让办案的检察官们越
来越吃惊：医药器械科长日进三千多元，5分钱的药摇身一变就能提价十倍……
除了吃惊，还有困惑：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在界定相关行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时如何把握？医界灰色收入的潜规则为什么能衍生这么多年？
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同时，检察官们提出：惩治卫生医疗系统商业贿赂不是检察机关一家的事，纪检及相关主管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必须形成合力，建立一个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这样才能达到减少、根除商业贿赂犯罪的最终目的。
本报记者 杜萌
抚顺，美丽的城市。
蓝天白云，松柏苍翠。
节日刚过，240万辽宁省抚顺市市民还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中，而一场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战役早已轰轰烈烈展开。记者也在这个本该轻松的节日里开始了沉重的采访。
问起在打击商业贿赂一线的抚顺检察官们，医疗卫生商业贿赂黑幕在他们眼里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令人惊讶！”他们的回答意味深长。
一个举报电话牵出一串窝案
这个“令人惊讶”的黑幕的捅破，源于2004年8月的一天。这天，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举报中心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一位检察官拿起听筒，记下了一条匿名举报电话的内容。
连续30个昼夜的奋战，抚顺检察官们在市检察院大要案指挥中心的协调指挥下，从举报线索入手，直接获取了6起贿赂案件的证据，最终扩大到立案10件10人，涉案犯罪金额近300万元。消息不胫而走，全市医疗卫生系统震惊了。
2005年伊始，抚顺市一审法院陆续对这10起案件进行了有罪宣判，涉案人中有4人是医院正副院长、1人是药局主任、5人是医院器械科科长。
以下是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
抚顺某医院一名器械科长借医院从外地购买医疗设备之机，收受了一家出售医疗设备公司经理送上的14000元钱，将其中的8000元占为己有。当他调动工作到一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器械科科长后，又借购买医疗设备之机，从同一家公司那里再次收受8000元占为己有。
曾任某职工医院药局主任的耿某，在为该院购买血球分析仪、尿分析仪、生化仪医疗设备时虚构购买价格，从虚构增高的价格中套取45000元据为己有。
曾任某职工医院院长的柳某，不仅接受医疗器械、药品经销公司两名经理借其孩子上大学之机送上的5000元和10000元现金，还利用职权在本院职工调整岗位或从外单位调入本院工作时，收受人家送来的现金数千元。
……
医疗黑幕让检察官惊讶
有多年办案经验的望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柏林，向记者透露了这个黑幕中令人惊讶的细节：“一个医院的器械科长，仅上任一年多，管的也只是注射器、绷带、纱布什么的，但他却平均日进三千多元。他说自己开始很谨慎，他还清楚地记得人家给他第一笔钱时，他把4万块钱一下扔出了窗户，但是到后来就顶不住了，以至于是谁给的钱、给了多少，他都记不清楚了。”
望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刚也对记者表示，在接触案件了解真相后“很吃惊”：
“我们发现不仅医生们谁开方子谁有钱，甚至连谁去扎针都得分这个钱。比如药物的利润到医生这里有10块钱，开方子的要8块钱，剩下的两块钱就是护士的了。医护人员按比例分钱，很明确。”
“很多药不是新药，只是换个外国名字，价格就马上从5分提到5块钱，其生产成本没有提高，但是利润却提得太大了。药品不同名，你用哪个厂家的就有哪个厂家的实际利益。对经销商来说，用我的品牌的我就给你回扣，我就是没有利润也要花钱打通关节，为长远利益铺路。而这些不合理的钱最终都加到了患者身上。”
望花区一位资深办案检察官记得在办理一起案件时，涉案人既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心血管支架手术专家。他四十多岁，正值经验丰富、年富力强之时。在他到案前，望花区已经抓了好几个人，整个医疗系统都风传谁谁出事了。到案后，他不吱声，问到关键问题就说没有、不知道，讯问开始时很不顺利。当检察官用扎实的证据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后，他交代的第一笔受贿款就高达16万元，是心血管导管的回扣。心血管导管的经销商分几次给他32万元，作为使用其产品的折扣，他留给手术科室16万元，剩下的16万元自己揣进了腰包，手术科室的人都不知道。由于经销商代理的是国外进口产品，该产品在国内不生产，技术含量高，价格定得很高。利润增大以后，就有了搞回扣的空间。
“像心血管导管这类产品，国家应该对其有严格的监控，允许正常提价，但要有个合理价位。当利润空间特别大的时候，拿一大块利润下来行贿，就很容易产生腐败。”这位检察官说。
检察官解剖医界潜规则
医界灰色收入的潜规则为什么能衍生这么多年？
一位医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诉苦道：“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一个骨科医生，一天要做四五台手术，还要管一个病区的患者，还要出门诊，门诊病人排着大队等着，医生连午饭都吃不上，而医生手术超过4个小时，只能得到8元钱的误餐补贴……”
抚顺市望花区检察官在查处医界商业贿赂案时承认，他们在界定相关行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时有过犹豫。
“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医生与行政人员不一样，这个行业要求医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医术技能，以手术医生为例，其心智和体力的劳动付出，与行政人员的工作强度及标准要求有很大不同。有些大型手术，医生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连续操作，这种付出要值多少钱？可以说，目前医院给出的加班费不足以抵值，这是事实。”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多年前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全国治理红包，医疗界得有一大批精英倒下。为什么？患者送医生红包是自愿行为，是对医生提供的技术服务的认可和感激，由于是技术服务，就存在着水平优劣的差别，技术出众的医生应该收得多，多年来已经成为医疗界出诊行医的一种惯例，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医生收红包现象虽然一再被卫生部门严加防范和禁止，却依然在现实中存在着。
“医生收红包怎么界定，并不是个容易下结论的问题，需要对相关案情做具体分析。而像医疗器械的采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这是容易确定罪与非罪的。”
望花区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王丽娟曾经从事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她认为科研人员和医疗人员这两个群体人员的法律意识要比其他群体强，但是他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确实存在欠缺，尤其是医生向患者提供技术服务后是否应该获取回报，缺乏清楚的知识。当法院接连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医疗卫生人员的犯罪一一判决后，许多医院的领导主动与检察院联系，希望检察官向医院提供案例内容，详细讲解如何知法守法。
望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刚告诉记者：“现在社会大环境的观念和舆论转变了，过去叫红包，红包让人感觉是纪检部门管的事，医生不应该收红包，收了违反职业道德。现在叫商业贿赂，是犯罪。通过办案，我们发现越高精尖的知识人才，相对来讲越不大了解社会，自身封闭，对法律了解得更少。
张世刚记得，在一次讯问开始时，到案的那个人说，哎呀你们可查我了，查完之后，你们觉得我哪些不该得的，你们拿回去。“他没认识到自己犯了罪。”
“咱们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是用真情打动他们，一是把政策讲透讲明白，案子办起来并不难。”张世刚说。
建立标本兼治长效机制
面对被揭开的医界商业贿赂黑幕，处在敏感位置的医院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抚顺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李国华给记者看了4月底印发的《抚顺市中心医院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我们一直在抓药品促销回扣的不正之风，为从源头上遏制药厂临床促销的问题，我们与药厂签订了协议。为把好我们医院自己的关，我们层层签订责任状，有具体明确的责任要求。‘严禁药剂人员接触医药代表；严禁药剂人员给医药代表统计处方’等内容都写进了责任状里。”
抚顺市中心医院纪委书记陈安珍介绍说：“往年对药品促销方面强调的是纠正行风，强调要合理用药、检查、收费，不能违纪违规。今年明确提出商业贿赂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加重患者负担，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是违法行为。”
抚顺市反贪局副局长王永林告诉记者，去年中央提出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把医疗系统确定为重点整治的六大领域之一。抚顺市市委、市政府及卫生医疗系统的主管部门态度非常明确，对查办商业贿赂案件非常支持，全力配合。医疗系统暴露出的问题因为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群众反映强烈。我们感到惩治医疗卫生系统商业贿赂不是检察机关一家的事，纪检及相关主管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大家必须形成合力，建立一个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这样才能达到减少、根除商业贿赂犯罪的最终目的。
编辑手记
有关商业贿赂的报道已经很多，其中医疗界的商业贿赂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但由办案检察官直接披露医疗黑幕并反思剖析医界潜规则的报道还很少见。
检察官们的反思应该说对现实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界定不清，反映了现有法律存在的漏洞；潜规则的多年衍生也折射出背后的体制之困；联动机制、长效机制的缺乏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今年以来，严查商业贿赂的力度越来越大。就在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发出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参加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他各个部门也对打击商业贿赂做出了各自的部署。
然而，仅此还不够，建立一个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要治本就要让法律规则替代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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