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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桑 彩
近日，美国宇航局(NASA)局长格里芬(Michael Griffin)表示，他可能会在今年秋天访问中国，就中美两国太空领域的合作展开磋商，其中最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是登月行动和新一代航天飞行器的研发。格里芬的访华同早些时候的“胡布会”有关——中美两国首脑达成了太空合作的意向。
但是，美国国内一些议员反对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声音也不小。最近，美国国防大学的Phillip C. Saunders教授专门发表文章，认为中美的太空合作是否存在对中方有益的“外部性”？美国人应该如何保护它们的太空资产？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优势保持是否具有可控性？中国是否会大力开发 ASAT(anti-satellite，即反人造卫星武器)武器系统并战略上破坏和削弱美国传统的太空网络？
这种基于冷战思维和“假想敌诞生于亚洲”的浅薄思路并不奇怪。美苏争霸冷战时期的标志性阶段都发生在太空。1961年，当时的苏联第一次将宇航员送入太空，让肯尼迪感觉到苏联人在炫耀他们的制度威力，促使美国加大资源投入，于次年也紧随其后送人上太空的。登月时间表的竞争，是“冷战太空化”的白热化阶段，历史性地改变了NASA在美国全球战略里的地位。里根用“星球大战”计划遏制并诱导前苏联。后来，前苏联解体。俄罗斯接管了前苏联的太空遗产，但无力进行升级，甚至因为资金问题差点关闭了太空站。随后，在哥伦比亚号事故以后，俄罗斯人示好美国人，共同使用其太空站资源。从此，冷战不仅从地球上，也从宇宙的轨道上消失了。就像格里芬说的那样：“20年前，几乎没有人敢相信，美国与俄罗斯有一天会在航天领域合作，可是今天，美国和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美国在航天领域不但需要好伙伴，也需要好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好伙伴和好对手往往合二为一！”
实际上，“中美合作模式”更容易拷贝“俄美合作模式”。相对俄国来说，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层级同美国有更大的差距，更小的军事威慑性以及更强的互补性。中国2003年完成了美国1962年的成就——完成了送人上太空。中国准备在2008年神州7号完成第一次“太空行走”。随后中国才开始考虑进入独立建立太空站的阶段，太空战之后才是登月计划。而现在，美国已经向宇宙更深处进军了，而且已经将俄罗斯远远甩在后面。
美国一些鹰派人物预测中国将会成为攻击美国卫星系统最可能的国际势力。这是一种可笑的陋见。美国人的全球卫星系统(GPS)曾经在伊拉克战争中大放异彩，并且在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里承担了最核心的敌方导弹轨道侦破任务，其战略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目前也在使用美国的GPS系统，尽管中国同时也参与欧盟的伽利略计划(欧洲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和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可以预见的是，权重一定会向后二个系统转移。但是，不管怎样，GPS系统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全球定位依赖，中国是GPS系统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战略家都承认，“太空站”是各国太空力量最容易合作的平台，因为太空站技术是离开发太空武器最遥远的技术。美国正在启动ISS计划(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已经将俄罗斯、欧盟、加拿大、日本甚至巴西和意大利纳入进去。这些国家中有美国的传统盟国也有战略潜在对手。于是，这是一个最为平和、不构成战略竞争焦灼感的“平台”。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个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从技术角度看，资格不成问题。而且，从遵守太空武器(不扩散)条约等优异的表现来看，中国理直气壮地应该进入这个“俱乐部”。中国的太空计划是用于民用的，比如通讯网络和气象、自然灾害研究。而且此前，中国已经同俄罗斯、法国和巴西有很密切的太空商业合作计划。如果美国排斥中国，中国的太空计划离美国人越远，那么，中国同俄罗斯的太空关系就会走得更进。于是，美国对中国的太空事业，就会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从而造成误解。
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太空合作将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成本。比如登月时间表的相近使得联合登月成为可能，这比两国单独行动的投入要节约很多。而且会增加相互的信任，减少太空竞赛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增加彼此的透明度。
中美之间的“太空关系”是中美“地球关系”的折射和衍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达成的太空合作意向不仅反映了两个大国间互信的关系，以及中美之间丰富的利益契合点，同时也隐约表达了未来“太空民主化”的趋势。太空空间应成为一个共同的平台，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入，并恰如其分地在这个平台上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尊重别国，走向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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