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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批知识分子以河北翟城为试点，热情高涨地开展“乡村建设”，却被讥讽为“秀才下乡，中看不中用”时，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是农民目光短浅，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懂农村？
采写/《小康》记者 张志
“通过这一段时间接触，我感觉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称学院)的工作人员，好像是在按自己的想象和需要进行‘田园牧歌’似的乡村建设，而不是根据翟城村农民的需求开展工作。” 3月13日，一位到学院义务植树的某大学学生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学院的一些做法背离了农村的现实。
其实，对于翟城村民来说，“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儿。早在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到这里开始了“乡村建设”实验，翟城这个位于河北省定州市东部的小村庄，由此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农村合作社所在地。
2003年，被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延续晏阳初“平民教育”的理念，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但是两年过去了，许多村民却对学院表示出了种种不满，“我们欢迎他们到这里建学院，是想让学院为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做些贡献。现在时代变了，再照搬晏阳初当初的一些做法，肯定不行。”一位村干部有些激动地说。
学院接续“晏阳初”理想
“建学院是很偶然的。”3月13日晚，刚开过村委会的村支部书记米金水向《小康》回忆起学院成立的背景。
米金水说：“2001年村子花几千块钱，请南方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如何调整农村种植结构，当时这位专家就提出一定要打好‘晏阳初’品牌，以后的农产品就可以用‘晏阳初’商标。”
2002年，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平台掀起了全国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民间浪潮。2003年春节，《中国改革》编辑邱建生带队在翟城调研，并为其所住的农家写了一副春联：念先辈平民教育诚可嘉，看今朝乡村教育慨而慷。”
这副春联引起了米金水的注意。“我一看，原来他们也对晏阳初感兴趣，我就觉得村子的机会来了。” 米金水说，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在这里重续晏阳初“乡村建设”的理想。
2003年7月19日，翟城村花39万元买下了村西一所废弃的中学，作为学院的校址。米金水不无自豪地对《小康》说：“我在喇叭上一说这个想法，仅仅两个小时村里就筹够了30万。”
村民没有得到实惠
当晏阳初学院在翟城落脚时，许多村民以为办学校了，用不了多久村西边就会有大片高楼拔地而起，各地学生云集于此⋯⋯ “当初我们以为，最低他们也要引进点外资或者办个厂子什么的吧。” 一位村民说。
经过两年的观察，大多数村民已经从当初的幻想中走出来了，大致感受到了学院是在做些“长远”的事，但村民大都对学院两年来的做法评价不高。
2005年9月22日，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关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片子，题目是“秀才下乡”，这是对学院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的一次质疑。
“秀才下乡”节目报道，晏阳初当年在这里进行了猪品种改良，使当地的“定县猪”远近闻名；还搞了优质棉花育种，给村民们带来更多实际的好处，但现在的学院却是在“玩虚的”，只是不停地建房子(“地球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生态房屋)。
据一位学院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也引进了一些良种，但是收成上和老百姓得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当地村民收得多。
村民对学院的不认可，“主要原因是学院没有给村民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利益。学院并没有给村里‘办厂子’‘跑项目’‘引外资’，村子的经济发展状况没有明显改观，村民也没有得到多少眼前的实惠。”一位研究人员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翟城合作社名存实亡
“其实学员还是为村子做了不少事情的，对村民在技术、资金上都有一些支持，虽然数目不多。”米金水对《小康》说：“学院成立之后，陆陆续续开始搞了一些农业技术的讲座、研讨会和文艺活动。在学院的推动下，翟城村里还成立了诸多的协会，如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村民读书小组等等，甚至为搞一个春节联欢晚会，村民们自己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组织，对此村民一度表现出空前的热情。”
但是，这种文化活动范围总是有限的，它面临着如何持续的问题。而村民真正得到了一些实惠的是学院帮助村里组建的翟城合作社。
2004年5月4日，在学院的推动下，翟城合作社由134户翟城村民自愿参加，每户交纳了100元股金，并选举成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合作社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统购统销种子和化肥，因为是130多户一同去采购，在进价上可以比个人购买便宜，也有质量保证。合作社在购进种子和化肥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村民。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对具体执行者的监督却成了问题。
就在合作社统购农药的过程中，有一位理事因在为合作社购买农药的时候，想低于合作社的销售价格，捎带出自家用的农药，结果被揭发了出来。
最后的办法是承包，把合作社统购统销的任务承包给一个人来做，但是一些社员指出，这些承包者和那些小商小贩又有什么差别呢？因此村民意见也很大，第二年合作社又收了回来。
除了统购统销种子化肥农药之外，合作社一直想法找些合适的项目，最后的意见是成立一个建筑队。但是，五六千人的翟城村里并没有什么活儿可揽。建筑队搞不起来，统购统销也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合作社还有什么可做呢？一度引人注目的合作社就此名存实亡。
谈及翟城合作社的坎坷，温铁军表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能指望合作社一年多的发展就把问题解决了，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翟城合作社也不例外。”
农村需要“扎根”的人才
3月13日，米金水带着晏阳初学院的工作人员到定州市农业局找蔬菜种植、土壤方面的专家，以期为学院下一期的农业技术培训做准备。然后，他还要到能源办为学院请沼气池建设方面的专家。
“学院现在人手不够，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他们)人不熟，又没经验，说到底还是缺人。” 米金水对《小康》说，当前学院的主要工作人员年龄平均在25岁左右。由于缺少人才，69岁的米金水不得不亲自去做一些事。
“学院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发挥人才的比较优势。那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最大的价值是发挥专家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和农民比种地上。” 一位曾到过翟城的某大学博士说，现在农村缺的是有市场头脑、懂营销的人才，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生产搞得再好，农产品也难卖得出去，最好是学院能够增加这方面的培训，多培养这样的人才。
“学院成立最初的理念不能很好的统一，因为学院的人员流动性很大，不可避免地在思想连贯性上产生问题。” 最早参与学院建设，现在已经离开翟城村，正在海南开辟新的乡村建设试验基地的邱建生认为，现在学院的很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些学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乡村建设的意义，对农村缺乏感情，不是真心愿意到农村来扎根的，很多学生只是到这“体验”一下就回到城里去了。
邱建生说，这其中有两个深层的原因：一是国家的人事制度缺乏让农业技术人才回归到农村去的机制，很多人才宁肯留在城市打零工，也不愿到农村去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二是教育制度上存在的缺陷，不能够培养足够多的适合农村实际需要的人才。
乡村建设不能“炒旧饭”
在邱建生看来，缺少人才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这两年的试验可以说是‘炒旧饭没炒好’。”他认为，学院没有把晏阳初的思想和实用技巧很好地学习和运用，这才是村民对学院不满的根本的原因。
邱建生解释说，“没炒好旧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认识到“旧饭”价值的，把“旧饭”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反而去学韩国，认为韩国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最好的，殊不知中国的晏阳初在七十多年前搞的乡村建设是很中国化的，很适合中国国情的；二是虽然认识到“旧饭”价值，但是技术不到位，不能把“旧饭”炒好，没有把晏阳初的思想精髓运用到当下的农村建设中去，只是简单照搬晏阳初的一些做法，事异时移，当然不会再收到当年的好效果。
“学院在发展上遇到一些困难，村里还是全力支持的。不过，如果总是不出效益，以后村民的态度就更难估计了。”米金水一再向《小康》表示，学院不能再固执地信守那些不切合当地实际的理念了，如果他们能转变自己的角色，更多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把村子的一些好苗子培养起来，相信学院还是有很大前途的。他说：“我们可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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