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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试点”调查：有条件的先上
本报记者 杨锋磊 郑州 荥阳报道 4月的一天，在郑州荥阳市豫龙镇槐西村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一道青色布帘将房间隔开，里面支着两张单人床。布帘外面，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马振萍正坐在办公桌前翻阅着一沓材料。
马振萍是郑州市为建设100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试点村)被派到基层的1000名驻村工作队员之一。作为驻槐西村工作队的队长，她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个月了。旁边的办公室里还有几个女同志，也是同她一起从郑州市卫生局来到槐西村的工作队员。
工作队“输血”试点村
马所在的槐西村，位于荥阳市郊区。郑州市此次选择的100个“试点村”中，大部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达4000元以上。另外郑州市今年还将选择1000个基础条件一般的村作为“整治村”，这就是“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
为便于分阶段实施新农村建设，郑州市还把所辖14个县(市)、区的2200个行政村划分为城中村、城郊村、纯农村和贫困村，对这四种类型分类指导，逐步升级，由一般村或贫困村“升”到整治村，再由整治村“升”到新农村。这种做法被当地的新农村建设者们称为“蚂蚁啃骨头”：有条件的先上，没条件的逐步创造条件，形成一个梯次建设思路。
槐西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利说：“我们村有自己的村办企业，农民年均纯收入已达5000元，‘五通、四改、三有、两建、一强’，在我们这里已基本达标，现在正在做更高标准的规划。”
王永利所说的“五通、四改、三有、两建、一强”，是这100个示范村建成后要达到的标准。“五通”，即村村通柏油路、通电、通安全水、通广播电视、通电话电信；“四改”，指以沼气建设为中心，带动改院、改厕、改厨、改圈；“三有”，即村村有学校、有卫生室、有文化室；“两保”，是指农民享受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两建”，即建立村务公开制度和建立村民议事制度；“一强”是指村村要有一个坚强的“两委”领导班子。
为达到这个目标，郑州市迅速从市直各个机关如科协、妇联、电业局、交通局等单位抽调了1000名干部组成100支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驻村推进试点工作。
“这1000名工作队员大部分是正副县级和正副处级干部。”郑州市新农村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另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搞这个工作队还有个初衷，郑州市的干部超编，有些部门比如接待办，一个办公室、一个业务处、一个联络处，这一室两处就有七八个领导。很多干部都“窝”在办公室里没事干。一位郑州市的领导称：“这么多干部没事干，干脆都下去搞新农村算了。也让他们干点实事。”
根据规定，驻村工作队员基本脱离原来单位的工作，自带行李、单独起灶、吃住在村，并且不准在村干部家搭伙或在农户家吃饭。
马振萍告诉记者，“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村里开展工作，如调查、组织学习、帮助制定方案，起引导、协调作用，不能凌驾于乡、村政府之上。目前我们正在协助槐西村做规划。”
其实，驻村工作队来试点村并不完全起引导、协调作用，他们还肩负着为试点村要优惠政策和资金的任务。近年来，随着三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财政支农力度加大。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各职能部门是条条管理的模式，这些支农资金从不同的部门流向农村。就郑州市来说，有三十个政府部门都涉及支农政策和资金。
郑州市已准备了每年3000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但在郑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郑州市农业局局长陈书栋看来，将这些资金撒向2000多个行政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效用微乎其微，“把工作队派下去，就是将有关面向全市的各种支农政策和资金首先向100个示范村倾斜。让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特点、行业特点，利用关系争取政策、争取项目，多方支持。”
马振萍说：“我们几个都长期从事卫生工作，所以新农村建设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并利用自己的工作特点来为槐西村做一些事情。”
马振萍带领工作队进入村里后，促成了给槐西村卫生所医务人员做免费培训的事情，她还“利用机会”免费对村里水质进行检测等等。
实际上，各个驻村工作队都在“各显神通”，利用自己原来所从事行业的工作特点来开展活动。如郑州市爱卫会工作队进驻梁湖村后，利用梁湖村庙会组织了一次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并邀请市疾控中心的医师为村民义诊。
不过，记者了解到，那些没有试点的村暂时还不会得到这些实惠。
根据郑州市有关规划，到“十一五”期末，全市1/3的行政村将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100个“试点村”将在三年内完成试点工作。
对于自己何时能再回到原单位工作，马振萍笑着说：“市里的要求是，工作不达标，工作队不回去，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到退休。”
非试点村“升级”之路
苏新民，这位身材高大、有着黑黑脸庞的汉子，是郑州荥阳市广武镇广武村靠养猪先富起来的一个农民。
他如今正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自2005年开始，在郑州市农业局的主导下，郑州市开始建起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郑州市农业局看来，建立合作社是目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唯一途径，这也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目前郑州市选择的100个试点村，大多都有较好的基础，但这对于大多数村子而言，要想达到这一标准还有不少差距。在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新农村的前提下，按照陈书栋的看法，“必须要有一个多数农民参加的支柱产业”。而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20字指导方针中第一条就是“生产发展”。
当年5月，由苏新民牵头成立了“郑州市荥阳衡心养猪者合作社”，并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苏被推举为合作社的理事长。该合作社每个社员缴纳股份最多为两股，每股金额1000元，之所以限定入股最多为两股，是为了保证每个社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
今年4月初，记者在衡心养猪者合作社看到，他们已经建起了占地18亩的养猪场，里面寄养着本村社员的2000多头猪。
苏新民说，他们的合作社有严格的章程，合作社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群众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的批准，理事会没有决定权，只有执行权，合作社的财产一分都不能动。
“现在村委会的那一套已没有什么作用，村办企业不行了，只有卖地，处置集体财产。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在合作社内可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真正主体。”陈书栋说。
养猪合作社给社员们带来的好处很实在。苏新民说，合作社对社员提供五统一服务：统一购买仔猪、浓缩饲料、消毒剂、疫苗和统一出售生猪，算下来加入合作社以后，养1头猪可以多赚87.5元。
据郑州市农业局介绍，像衡心这样的合作社到去年底在郑州市已发展到160多个，今年有望达到200个。除了养猪合作社外，还有草莓、大蒜、红枣、蔬菜合作社等等。目前，郑州市要建一个合作社至少要5户加入，可以跨村、跨乡、跨县。据了解，现在郑州市的合作社大的有500多户，最少的也有30多户。
当然，如果碰上市场形势不好，合作社也存在风险。苏新民说现在正是养猪最难的时候，虽然合作社在原料采购上省很多钱，但实际上只是比散户养殖的少赔点钱而已。“我在合作社已经投入32万元，现在只好咬牙坚持，一是盼市场形势好起来，另外也希望能有贷款扶持。”说这话时，苏新民的眉毛“拧”在了一起。
苏的要求代表了合作社“共同心声”。在同样属于郑州市管辖的中牟县，该县韩寺镇小韩村“大蒜生产者合作社”社员韩军旗表示，“现在感觉信息不畅，希望上级扶持一下，买个电脑和国内外大市场联网，能够得到更多的(大蒜)价格信息，以便于经营。”
同时也有合作社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有关政策，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注册登记问题，使合作社能尽快获得法人地位，并希望国家制订优惠扶持政策，重点是资金扶持和税收减免政策。
贫困村的新农村梦想
4月的伏牛山，处处林绿花红。在一片绿林掩映的山坡上，李信拄着拐杖从一所破旧的石头堆成的院落里走出，他准备去另一个村子的庙会看戏。
李信今年50多岁，左腿残疾，老伴已60多岁，他们无儿无女。记者看到，在他们破旧的房子里，基本没有什么家当。
他告诉记者，“俺家里只有7分山地，收的粮食很少，不够吃，靠编荆条盘子换几个零花钱，俺老两口年收入才500块钱，生活基本上靠(民政)救济，前段时间因为老伴治病还欠下了400元。”
李信所在的村子叫西洼村，属于郑州荥阳市环翠峪二郎庙村。这里虽是个旅游区，但旅游发展较慢，该村仍是河南省省级贫困村，人均耕地0.5亩，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很多贫困户种的粮食还不够自家吃。
“新农村离我们还远着哪，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村民吃饭问题，想办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二郎庙村党支部书记张保中对记者说。
像李信这样的贫困户占二郎庙村农户的20%。看着西洼村一处处破旧的房子，张保中无奈地说，“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跟他们无关。因为他们靠民政救济，根本没有配套资金来建。”
实际上，像二郎庙村这样的省级贫困村在郑州市有140个，这些村大多位于山区，无资源、耕地少、粮食产量低、交通不发达等因素是这些村发展的瓶颈，很多村民连温饱问题还不能自己解决，要想升级为整治村、新农村很是困难。
对于这些贫困村，2005年以来，郑州市农业局和市老促会(由郑州市老干部组织，每年组织起来给一些老区争取资金，促进老区的发展)在郑州市所辖老区巩义市、荥阳市等6县(市)区选择了6个行政村实施发展畜牧养殖业、建设户用沼气池、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三位一体”产业扶贫工程。
去年，处于“三位一体”工程重要一环的养猪合作社也在二郎庙村开展起来，郑州市农业局还给每个合作社都联系了一个龙头企业，对口提供生产服务和技术指导。
村民惠金奎一家，经济十分困难。合作社组织进村后，惠金奎积极报名参加养猪，并一口气修了8个猪舍，从荥阳市益民饲料养殖有限公司买了30头“三元”仔猪，除去由于管理不当造成5头死亡外，其余25头生长良好，到年底出栏，每头猪净赚150元。
张保中告诉记者，“三位一体”工程实施一年，就使二郎庙村由2004年的两个养猪户发展为2005年的13个，当年养猪户平均增加收入1153元。
负责在该村帮扶的郑州市农业局总工程师荣娇凤说，增收让农民树立信心，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他们来说，信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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