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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掘金者”的示范推动了一次无疾而终的产业扩张
一位留学归来人士在武隆县率先示范种植猕猴桃，当地干部首肯其“产业示范”的积极意义，喊出了“打造全国第二大猕猴桃生产基地”的口号。
10年后，率先种植猕猴桃的示范户全亏而退，最后留给全县12个乡(镇)、2930猕猴
桃种植户的，是漫山遍野、密密麻麻地竖立在山区土地里的上万根水泥桩子……
记者 苏月 报道
一道“别样的风景”。
仙女山镇继光村二社，从进入村口的小道开始，田地和山坡上有规则地兀立着成千上万条光秃秃的“T”形水泥柱。
2006年4月19日，69岁的村民周禄江在田间放牛，嘴叼烟斗的他坐在田埂上晒着暖阳。包围在他身边的是漫坡的“T”形水泥柱子。就是这些柱子，也就在他坐着的这条田埂上，曾好几次引来旅游者对他的一句奇问：“那里不会是墓地吧？”
面对疑惑的游客，周禄江笑答，“那些柱柱不是十字架，是种庄稼用的。”转身离开，不言其他。在他沉默的背后，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些兀立的水泥柱子，其实是当地为打造“全国第二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所做的努力，也是这个产业计划被最终放弃后剩余的“有形资产”。
其实，周禄江已从种植失败的事件中走了出来，因为修公路，他家大部分的种植地都占用了，但作为全县最早的猕猴桃种植户，在近10年的种植时间里，他的收益远远低于投入。“没赚到一分钱”。在他看来，武隆县当初力推的猕猴桃种植产业，全在一个叫杨邦国的人给予的“示范意义”。
来自海外的示范第一人
杨邦国的出现，给予了武隆农民一个猕猴桃种植致富的梦想。
杨邦国原是重庆“川维”厂的一名职工，1990年，他自费到日本长野大学读经济学，在日本期间曾研究过日本的农业经济。1993年，杨邦国回国，由于在日本读书打工，杨邦国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想用三年挣来的百万元人民币在农业产业上做出一番业绩。
在对重庆市四处考察之后，他发现仙女山及其周围的土质、气候特别适应种植猕猴桃，1995年初，杨邦国便到仙女山镇(当时是白果乡)海拔900多米的继光村租地，在征得村委和村民同意之后，杨邦国租得了该村3000亩集体用地用作猕猴桃为主的农业综合开发。随后成立了“杨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继光村前任村支书的张福海对记者说，杨邦国租用的集体用地，价格很便宜。“一亩7元钱，期限为50年。杨邦国把钱给了村委会后，又被乡政府借去了，现在都没有归还。”由于猕猴桃要种植3年才能结果，但考虑到猕猴桃的营养价值和市场价值，当时的白果乡在还没有完全看到种植效果和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开始发动农户种植。“因为农民都不懂这项技术，实际种植的不多。”张福海说。
而杨邦国将他承包的3000亩荒山开发出来以后，全部种上了从新西兰引进的海沃特优质猕猴桃。
猕猴桃带来致富希望
“武隆猕猴桃长大了！与猕猴桃果子同时长大的是这项产业。武隆目前已种上了3万亩猕猴桃，到年底，5万亩猕猴桃的规模将打造出全国第二大猕猴桃基地。”(当时全国最大的基地是陕西省周至县)。从2001年7月开始，有关“武隆将打造全国第二大猕猴桃生产基地”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
继光村前任村支书张福海告诉记者，当时有媒体报道说，随着猕猴桃产业的做大，本地农民的腰包也在鼓起来——凡正式投产的果园，每亩收入达到3000多元，仅仅去年(指2000年)初投产的3000亩猕猴桃，就给农民增加了300多万元的收入。报道还列举一位村民“种了近20亩猕猴桃，去年初投产就收入了2.8万元，今年正式投产后，收入在8到10万元。”“但事实上，种植猕猴桃，要3年才挂果呢。不知道为什么媒体要那样报道。”张福海说。
杨邦公司豪情万丈
不过，山区种猕猴桃确实给武隆带来了希望。留日学生的成功典范“触动”了当地许多干部。更具“示范意义”的是，杨邦国的猕猴桃项目争取到了上百万元的银行贷款，又采取了向白果、土坎、双河等7个乡镇的农民先垫资提供种苗，免费提供技术，待投产后回收果子，用果子来还种苗款的办法——猛一下就帮助当地农民发展了4000亩猕猴桃。
随着猕猴桃种植面积的扩大，杨邦国组建了另一种运行机制，要求在他的公司指导下，由本地种植大户与新发展的农户共同组建猕猴桃专业生产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向社员提供种苗、技术，并负责销售；而由公司负责加工产品和市场销售。当地很多干部深受鼓舞，认为杨邦国倡导的这种产业化经营方式，“有效地推动了猕猴桃产业链的发展。”
当时的杨邦国也豪情万丈，对外宣称，“到2002年，上千万公斤的猕猴桃将上市，仙女山地区的农民收入也将增加数千万元。”并心有慰藉地说，“在日本学的农业经济学也算没白学了。”
随后，一些地方干部也因利势导，提出应该把这一产业作为仙女山扶贫综合开发区内的一个项目进行扶持。希望在已经建成5万亩猕猴桃基地的基础上，配套建深加工厂和专业批发市场，并成立了“猕猴桃产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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