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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翟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共识是否破裂成了中国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中国社会显然有建构共识的具体召唤，例如打造“和谐社会”。
其实，共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在所有市场化国家里，每个人都是“我的地
盘我做主”，如果一个市场国家无法在经济市场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基本的共识，那么不论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有多富裕，都必然会是一盘散沙。
近年，国内出版界对西方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译介越来越多。这里讨论两本新近译介的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理查德·罗蒂著，黄宗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2月版)、《惯于赞同：美国象征建构的转化》(萨克凡·伯克维奇著，钱满素等译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版)，从美国文化思想的共识建构着手讨论了美国共识这一根本性政治问题。由于罗蒂在美国哲学界、伯克维奇在美国文学研究界的显赫地位，他们的看法值得注意。
美国认同重心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经历的两次认同危机经常为人提及。一次是美国南北内战时期的民族危机，是统一与分裂的冲突，一次是20世纪前三十年分裂为贫富两个国家的危机，是左翼与右翼的冲突。美国克服这两次危机的政治过程另有曲折，《惯于赞同》和《筑就我们的国家》分别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处理了这两个关键历史阶段的认同问题。这两个阶段的认同的关键环节的差异，也恰好显示了美国认同重心的某种微妙转变。
林肯在提到南北战争时曾说，“双方都读同一本圣经，都向同一个上帝祈祷。”伯克维奇认为还可以加上一句：双方都诉诸美国的神话。他在《惯于赞同》中指出，内战前的美国经典作家创造了一套包容各种矛盾的美国象征和神话。美国历史其实就是一小群英国殖民者僭用了美利坚的意义，赋予它一种特殊的使命，同时宣称自己是代表未来的民族。从1776年建国到19世纪，经历了一连串象征的公式化表述和再表述之后，为一个东岸共和国扩张为横贯大陆的帝国提供了准备和指导，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象征已经扩张为全球的“美国方式”霸权。在内战之前，这套象征的核心词是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主动进取，它不仅经受住了最动荡的内战危机，而且在危机中兴旺起来。
这一套象征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一代又一代美国人都赞同某种意识形态，自愿而热情地参与了对美国象征的改造和再改造。伯克维奇认为，这种“惯于赞同”并不是一批精英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而从内战之后到当代，美国认同又是何种状况？伯克维奇一方面说最近几十年学术界的种种共识都已分崩离析，最主要的问题是多元文化的问题，“美国”成了许多种民族，许多种思想，许多种生活方式，等等；一方面认为这个歧异时代的“美国方式”可以在“和谐中的多样化”和“多样化中的和谐”之间和稀泥。
在《筑就我们的国家》系列演讲中，罗蒂指出了惠特曼和杜威给美国国家精神带来的转折性变化，他们把争取社会公平的斗争视作国家精神认同的中心环节。他们和内战之前的经典作家一样，希望美国人继续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但这两位平民宗教的先知不希望美国屈服于任何权威。他们希望美国人树立起创建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美国的理想，建立乌托邦式的美国来取代上帝；他们希望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成为国家的原则和民族的灵魂，能够激发这个国家的活力。
因此杜威会敦促人们放弃美国19世纪的个人主义论调(这是内战前美国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是20世纪美国右翼的核心主张)，而主张国家对财富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以高度社会化的民主取代过分个人化的民主。
1900到1964年间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努力保护弱者的美国人，也就是罗蒂所说的“改良左派”，发扬了惠特曼和杜威的思想。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都坚信宪政民主机构可以矫正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坚信只要选举合适的政客上台，再制定相关的法律，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合作性的政体。
1900年前后的美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严重失衡，法纪松弛，社会上层贪渎腐败，世风败坏。由于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换一种情境，就是不主张对“改革”进行调整和改革)，他们认为，国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左派为争取社会正义所进行的斗争是胡闹，是乌托邦式的愚昧。而左派则认为，国家的形象尚未形成。
那么，美国左翼和右翼如何才能建构起共识？罗蒂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认为，没有必要讨论是改良左派还是右派对美国的认识是正确的，左派和右派之间应该探讨哪些希望是可以追求的，哪些幻想是应该放弃的。
在这种对话中，左派显然更有能力提供美国的希望和理想。但问题是，美国共识是通过左派和右派谈判或者讨论得出的吗？按照改良左派的看法，社会中下层和右派的看法并不一样，但是没钱没势的中下层民众与有钱有势的上层精英搞“公众参与”的博弈，能博弈出公正来吗？美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作用，是否政府只是摆着好看的，只要站在一边看着左派和右派分别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吵架就可以了，看着天平向有钱有势的一边倾斜也自动接受倾斜的结论？左派和右派的吵架能够代替美国政府吗？靠左派为中下层“维权”，是否就能实现美国作为公平国度的理想？
罗蒂对这些问题只言片语，分散各处，但非常关键。他的意见总而言之，一是改良左派理所当然应该是政治的左派，也就是说，改良左派当然要通过国家选举成为执政者，来落实自己所主张的理想；二是社会公平最基本的维护者当然应该是美国政府，罗蒂认为，从1909年到现在，美国左派与右翼的分界线就是左派认为要由国家来重新分配财富(右翼反对这一点是因为右翼强势，如果不是民主的制约，他们巴不得由自己来决定所有一切)。很简单，人数众多但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下层必然经常在博弈中输给社会上层集团，怎么办？是通过社会中下层对无所作为的政府和社会上层“革命”来解决问题，还是通过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来解决问题？改良左派当然会主张后面一种改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罗蒂毫不掩饰他对改良左派主政的政治期望。在他看来，奠定了福利国家基础的罗斯福总统是左派，威尔逊总统和林顿·约翰逊总统有时候也是左派。事实上，正是在这几位总统主政时期，美国政府对市场化的强势集团屡下重手，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1880至1920年间有所谓美国“进步时代”)。
罗蒂最大的忧虑则是，如果美国左派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它对美国成为公正的国家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贡献。因此在他看来，1960年代美国左派主流变为文化左派简直糟糕至极，从此左派就不再是政治的左派了。
民族自豪感危机与左翼回归
1960年代美国左派丧失政治能力的转变，肇源于越战和全球化浪潮。
首先是越战使左派发生了分裂。罗蒂梳理了20世纪美国左派传统，指出，1960年代美国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和老师认为，越战和非裔美国人遭受的无穷无尽的屈辱表明，自己生活的美国是一个邪恶帝国，而不是别人所说的抗击邪恶帝国的民主国家，美国的弊端无法通过改良根除，转而要求“革命”。但是他们要彻底改变现行制度，又并不从经济政治制度入手来革命，而只是要改变思维方式，从而一变而为不讲政治的文化左派。
在罗蒂看来，美国左派主流从改良左派转向文化左派最要害的关节就是美国民族自豪感的丧失。文化左派根本就认为美国不值得爱。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越有优势，美国的文化左派就越认为美国邪恶，感到羞耻还来不及，如何谈得上为美国感到自豪。因而文化左派声称他们无需对国家负责，应该只对人类负责，做文化世界主义者，鼓吹文化多元主义(或许更合适的说法是文化杂多主义)。
罗蒂认为文化左派这种文化世界主义不仅无法与右翼抗衡，不仅不能为坚持公平正义的国家理想贡献力量，反而恰恰会与经济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世界主义沆瀣一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可怕的经济世界主义的副产品就是令人欣喜的文化世界主义。精力充沛的年轻企业家占据了越洋飞机的头等舱，大腹便便的教授们则坐在经济舱，去世界旅游胜地参加多学科会议。
这不禁令人想起美国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对这种经济和文化世界主义者的批判。亨廷顿认为，当前美国国家特性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种人，第一种就是这些把自己当世界公民的到处飞的全球主义者。
而自命为左派的罗蒂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全球主义名义下的左右翼合谋的政治后果。由于只有最富有的25%的美国人才能讨论新兴的文化世界主义，另外75%的美国人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美国最终可能会出现由社会顶层的25%的“高层阶级”来统治的局面，美国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于是将陷入极大困境。国际超级富人掌握了经济决策的特权，便会鼓励左右两翼的政客专门解决文化问题，从而把无产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忘记自己的绝望。罗蒂认为，世界主义名义下的左右翼合谋如果在所有老牌民主国家都制造出了等级，那么人类最终将生活在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世界里。
按罗蒂的诊断，美国文化左派在丧失了民族自豪感之后，必然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们既不能在社会公平上对右翼有实质性的制衡，也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持美国认同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只要左派没有民族自豪感，就只会反美，不会改良，也就拿不出任何有力的手段来创造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共同感，和爱国的一般选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因此在国家选举中根本不可能拿到多数票。所以文化左派在政治上根本就是无能的，他们一旦在理论上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最后大概只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搅局”，误导那里的人们也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来反对和否定自己的国家。这样看来，表面上是文化左派只讲文化不讲政治，实质上是文化左派即使想讲政治也讲不出什么动静来。
左派的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危机和美国认同的危机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右派不仅保守，而且在全球化中随波逐流，那么就看左派了；现在既然左派出了问题，不再能承负美国成为乌托邦式的公正国家的理想，那么整个美国也就会丧失自己的理想，美国自我创造的实验将告失败，人类先锋将迷路跌落悬崖。为美国的前途和理想计，今日美国左派主流(文化左派)的病必须得治。
罗蒂认为，要治好左派的病，必须让文化左派头脑清醒起来。首先要以平常心看待美国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能认为种种不光彩最终决定美国人不可能获得幸福、不可能塑造出伟大的民族性格。无论对于个体还是民族而言，做自我憎恨的旁观者都是无法承担的奢侈，美国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超然的世界主义的旁观视角。
其次得明白不存在什么世界同盟。所谓“人民的议会、世界的同盟”永远不会出现，文化左派也就指望不上一个全球政府来解决世界上种种不平之事。
最后，要对国家和民众有真正的爱。按罗蒂的说法，这个国家居住的是真实的人民，他们正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他们的大部分痛苦都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来治愈。这时就看左派是逍遥旁观，还是实际参与。而如果文化左派还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复兴惠特曼和杜威预言的平民宗教，即用社会公平取代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参与制定具体的政治纲领和改革方案，以图东山再起。
在罗蒂看来，左派唤醒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是美国筑就自己的根本所在。他在《筑就我们的国家》的演讲一开头就说，“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句开头的话其实也是整个演讲的结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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