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知识产权保护的三重门

　　本报记者　黄河

　　商业城经营者、执法力量、市政府，正在共同构筑保护知识产权的三道闸门。在力图成为“中国硅谷”的深圳，这已不是外部压力下的表态，而是一种“内生需求”。但在人性贪欲面前，这注定是一场长期战役

　　罗湖商业城：打假与转型

　　“我住在深圳。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离香港只有一座桥的距离。”

　　“深圳？抱歉，我没听说过。我知道，香港旁边有一个罗湖。”

　　“罗湖是深圳的一部分。”

　　“真的？你住在一座美妙的城市。人们说，在罗湖100美元就可以买到ROLEX(劳力士，瑞士名牌手表)。我想我会去看一看的。”

　　“为了ROLEX？”

　　“为了ROLEX。”

　　这是2001年记者在旅途中与一位美国建筑工人的谈话。

　　5年后，如果这位直率的美国人来到深圳，他极有可能会失望———现在，这里不再，至少不能公开买到100美元的ROLEX了。

　　他所知的罗湖，准确地说是罗湖商业城。由于与边境口岸直接相连，经过罗湖桥从香港进入内地的旅客，踏上的第一片内地土地就是这座5万多平方米的商业大厦。

　　4月15日上午10时许，也许由于时间太早，这里的游客并不多，众多商铺的货架上，已不见LV、GUCCI、DIOR、ROLEX、BREGUET等国际品牌的踪迹———尽管许多陈设货品的外观与这些品牌神似。

　　这与它过去的声誉似乎并不相符。2000年前后，由于假冒名牌品质精良，这里变成了港澳以至国际游客心目中的“假货天堂”。基本保持着日均近5万人次的客流量，节假日的高峰时期更是高达10万。不少香港居民甚至将逛罗湖商业城当成了周末或节假日固定的“保留节目”。

　　记者数年前的一次体验至今印象深刻：整个商场走廊几乎被人流挤得水泄不通，店主们靠在门口，兴高采烈地用洋泾浜英语招揽着各国的客人，“come　in，look　look，good，good　bag……”而在他们身后的商铺里，摆满了从GUCCI皮包到劳力士腕表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熟知的国际奢侈名牌。

　　有趣的是，这些假冒的商品同样要“按质论价”，一个皮包按其手工的精致程度，可能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而在该品牌的专卖店里，同样款式的皮包可能售价数千甚至数万元。

　　在记者看过几个商铺之后，一位年轻人突然凑了过来。“GUCCI的皮包要吗？还有劳力士的手表。”记者假意询问价钱，这个年轻人却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匆忙说了声“货不在这里”，便一溜烟没了踪影。

　　一位商铺主人告诉记者，在经历了多次打假后，商业城里出售假冒名牌的商家转入地下，并因此多了一个新的行业———“带客党”，人数有数百人。他们长期游荡在商业城周围，将不知情或“慕名而来”的客人带到商场外的售假店铺中，并从铺主那里提取回扣。

　　“5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商业城的业主、罗湖商业城有限公司的吴经理说，那时各个商铺里几乎都公开摆卖各式假冒名牌商品，售假者和消费者都“各得其所”。

　　他介绍，罗湖商业城自落成以来，内部的商铺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型”：从1996年以高档服装为主，到1997年左右“量身定做”服装店占了主流，“从1998年开始，不知为什么突然多了很多卖包的(商铺)，直到现在基本稳定在商铺总数的15%左右。”

　　这一过程中，管理部门及业主的观念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吴经理坦率地承认，在假冒品牌刚刚流行时，他们的观念只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并未过多考虑被侵权厂家的利益。当时，商业城的某些商家甚至公开打出“假冒不欺诈”的口号，在他们看来，相比某些把假货当成真货卖的同行，他们自己反倒算得上是“诚实经营”了。

　　但是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罗湖商业城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假货天堂”。除了工商等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加大外，知名品牌厂商的

维权行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派出来的暗访人员，既懂专业，又熟知打假的法律，往往是一告一个准。”

　　吴经理也承认，罗湖商业城的假货交易至今未绝迹，只是变得更加稀少和隐蔽。而作为业主，公司在管理上也有自己的难处：一方面是缺乏专业人才与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不具备执法权。

　　今年年初深圳市工商部门立下“军令状”，要在年内解决包括罗湖商业城在内的售假或贩私、欺诈经营问题。吴经理听说政府近期可能会出台新的规范，对售假商铺的业主追究相关连带责任，“我们的责任和压力也都更大了”。

　　一位执法大队长的十年

　　在专业人士眼里，普通人所熟悉的“打假行动”只是被称为“扫街”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在大面积的搜查中，对直接售假的零售商进行整顿和处罚。

　　“真正的大案精彩得就跟小说里写的一样。”深圳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黎勉予告诉记者，他担任队长的机动大队正是类似于“重案组”的大要案侦破和处理机构。

　　在这一行做了十多年后，黎勉予连去餐厅吃饭时都会习惯性地坐在视野最好的位置上。匆匆落座后，黎队长先为前两次的“爽约”而道歉———他还在跟踪一起新的案件，“我的时间不由我控制，全在对手手上”。

　　就在上个月，他与他的同事们破获了至今为止全国案值最大的一起盗版书案，查获各类盗版书籍43万余册，市值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黎勉予说，当追踪到造假者的老巢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造假者竟然包下了一个山头，在山顶修筑了长长的围墙，再自己出资修建了一条直通老巢的大路。进到围墙内，数十万册书在铁皮屋顶下堆积如山。

　　“他们批发书既不看内容，也不看作者，而是论厚薄。厚的五六块钱一本，薄的两三块钱一本……”眼前的这一幕让这位曾经在大学里担任文学社社长，至今仍然怀着创作梦想的执法者“连心都凉了”，同时也被彻底激怒了，“这辈子我哪怕什么都不写，也要跟这帮强盗周旋到底！”

　　他所“周旋”的一个个造假团伙，也在这十年里变得越发地狡猾与大胆：在一次踩点过程中，他的同事正要往造假者所在的楼里走，黎勉予却发现一个反常的细节。在这幢楼对面的楼上，无端地贴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再仔细看时，才发现在塑料袋中间有一个监视镜头，正是造假者用来监控楼下的。他立刻打电话叫来几个本地朋友，装成没事一样逛进楼里，并成功“骗”开了门。

　　但就在他们跟造假者交涉时，对方突然跑到6楼的天台上，纵身跃过3米多的间隙落到了另一幢楼的楼顶。好在黎勉予的同事早已经守候，就在楼底把对方捉了个正着。

　　“想想都后怕，如果对方一失足跌下去，整个案子就全砸了。”黎勉予说，因为对方罪不至死，如果出现这种后果，案子就算失败了。

　　“从小偷到强盗”是黎勉予在十年从业生涯中的一个深刻感受。“十年前去扫街的时候，那些造假的小摊贩们还知道羞耻，知道自己在做犯法的事；而现在一些大头目，仗着自己手眼通天，已经发展出一套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在这一“强盗逻辑”(公然盗版侵权，牟取暴利)的背后，是疯狂的暴利：一张盗版光盘的成本不到1元，加上足够精美的包装后，成本也不到2元；而在市场上它们往往以10多元的价格成交，利润高达10倍。正如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这种逐利的疯狂使得许多造假者成为危险的敌人，在一次由公安、工商和文化部门联合组织的打假行动中，造假者从天花上爬到隔壁的配电房，并将自己反锁在屋里。当行动组成员好不容易找到钥匙，控制住此人时，却发现楼下已经聚集了三四十人，并鼓噪着要抢回他们的“大哥”。

　　行动人员不得已将自己跟犯人一起反锁在屋内，并用木棍顶住了玻璃门。这时这群“飞仔”开始用凳子、桌子甚至自行车狂砸玻璃门，执法者在门内出示公安证件也无法阻止。

　　“当时我们都想这次不知多少人要受伤。”黎勉予回忆道，但玻璃门居然奇迹般地在重重打击下完好无损，虽然最终仍然被人群撞开了门栓并劫走了造假者，但比起玻璃门破碎的后果而言，专案组已经算“躲过一劫”了。

　　“事后我们都说要给玻璃门的生产厂家送幅锦旗呢。”黎队长笑着说。

　　最令他痛心的不是危险，而是看到一些幕后老板由于种种关系在案件侦破后却仍旧逍遥法外，“我不能因为生气就不办别的案子，但这些事总是一次次提醒我，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假光靠人是不行的，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整体完善和观念的转变。”

　　一所城市的“创造之轴”

　　就在记者探访罗湖商业城后的第三天，一则消息在国内门户网站上激起了众多热议———“欧盟将对携带假冒名牌的入境游客处以300欧元以上、30万欧元以下的罚款。”同日，LV、GUCCI、CHANEL等5家国际品牌起诉北京秀水市场侵权的诉讼在北京终审胜诉。

　　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知识产权问题格外敏感，众多观察家认为，它将继贸易争端、

汇率之后，成为中国和西方经贸领域的又一热点话题。

　　面对西方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指责，4月11日，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表示，中国正在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他强调，即使外国朋友不说任何话，中国也会“全力以赴、满头大汗地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对深圳而言，这样的表述也许是一个贴切的形容。

　　早在1990年代，这个城市的规划者就梦想深圳将成为“中国的硅谷”。为了使之成为现实，这座当时崛起不足20年的城市就放弃了许多加工产业和它们的产值，以巨资吸引国内外的高科技研发者到此创业，并倾城市之力建立对科技的支持体系。

　　现今，努力已见回报：1985年深圳市全年专利申请数量仅为18件，没有一件申请获批。2005年，全市专利申请量已达20940件，其中8983件被授予专利。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这里的自主创新体系印象深刻，他提到“4个90%”：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技投入来自于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设在企业。

　　正是这一依托于市场和企业本身的体系，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在深圳成为了一种“内生需求”而非“外部压力”。

　　基本的常识在深圳发挥了作用———“中国硅谷”与“假货天堂”是绝对无法兼容的两个头衔，为了赢得前者的称誉，深圳必须摆脱后者的阴影。

　　从2001年开始，罗湖商业城就成为“清洁行动”的重点区域。与人性贪欲的较量远非顺利：据可查的报道，到了2004年8月，在此一次查扣的假冒名牌皮具、手表、服装等就装满5卡车，其中名牌皮具近5万件。

　　如执法者所言，仅仅依靠他们的努力，这将是一场难以迅速取胜的漫长战役。所幸的是，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深圳的城市战略。今年1月1日，《深圳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6—2010年)》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其中明确规定，到2010年，“市民知识产权知识普及率达到60%，党政干部与中小企业管理者知识产权知识普及率达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