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论坛：中国成功对每个人都有利

　　编者按

　　怎样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如何处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以更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中美之间需要作哪些调整才能建立更加稳健的贸易关系？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会聚了华尔街顶级经济学家及投行人士一道进行深入理性探讨。

　　因为贸易赤字而去谴责谁是一个奇怪的概念美国不仅是和中国，而是几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贸易逆差。更重要的，是看整体的储蓄和投资。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提高还有待时日。美国应该从贸易逆差移向贸易顺差，为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作准备

　　中国的固定汇率可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将一大部分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转化为与中国的双边赤字。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固定汇率对美国总体的贸易赤字有任何决定性影响。它有可能是将美国的贸易赤字从其他国家转向了中国，但是对于赤字的总体数额没有太大的影响

　　贸易的摩擦需要的是来自双方的变化。如果美国真的提高关税，随之而来的就是互相的经济制裁和报复，以及互相的不信任美国的消费者将不能继续享用便宜的中国物品，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增长的、平衡的、低通胀的世界经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本报特约记者 冯郁青 发自纽约

　　面对与中国1142亿美元(据美国

商务部统计为20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国内的政治保守势力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高，布什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国会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对中国实行强硬的贸易政策。《第一财经日报》：在中美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找到一个共同合作的基石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在其他方面，美国和中国都需要作出让步。

　　彼德·胡伯：我认为，美国怎么看待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双方贸易最重要的问题，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非常重要。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大量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固定汇率下的人民币没有达到浮动汇率有可能达到的价值，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他们以为中国限制对海外投资，很多观察家称不知道中国的汇率到底要往何处去。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确实很大。每周，美国都有上百万人失去工作，同时也有上百万人找到工作，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循环、平衡。但每一个失去工作的人都要寻找些什么作为谴责对象，现在，中国就成为这个被谴责的对象。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汇率不允许自由浮动是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因此，目前怎样处理汇率的问题会对中美之间的贸易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尽管中美之间有巨额贸易逆差，但是在过去五年，美国总共增长的贸易赤字，中国实际上只占不到1/3。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受到谴责吗？

　　斯蒂芬·罗奇：美国应该明白，贸易赤字的结构性原因是缺乏国民储蓄。除非我们能够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民个人储蓄比例，否则我们还是会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

　　华盛顿的一些人将中国作为赤字的关键，这是错误的。

　　然而，中国也需要对自己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策略进行反思。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说，中国需要更严格地遵守WTO规则，尤其是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这是两点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作出让步的地方。中国需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采取更灵活的汇率。中国经济过度依靠出口，需要更平衡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点应更多依赖国内的消费来支撑，这样会减轻整个经济对出口依赖的压力。

　　约翰·利普斯：传统的对美国贸易赤字的表述有很大的误导，而且还有可能是危险的。美国过去五年内增长的赤字是得以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如果有合适的政策跟进，赤字并不代表着错误或者危险。首先，美国的赤字增长代表着世界经济在2000年和2001年的衰退,也反映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要放在1997年、1998年后变化了的亚洲经济大背景下看待。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保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而所有中国的邻国都相对于美元大幅贬值，这就意味着相对于人民币贬值。中国成为其邻国的大规模进口国，甚至中国的贸易平衡都要在地区的框架下来看待。所以，因为贸易赤字而去谴责谁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彼德·胡伯：我认为双边贸易的平衡与不平衡不是非常重要。中国相对于美国有贸易顺差，但是对其他国家中国也有贸易逆差；美国不仅是和中国，而是几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贸易逆差。更重要的，是看整体的储蓄和投资。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提高还有待时日。美国应该从贸易逆差移向贸易顺差，为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作准备。我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有巨大的财政赤字。现在，个人储蓄率非常之低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改善。

　　在美国利率和储蓄率低的原因是因为从国外投入美国市场的储蓄太多，其中一部分就是中国政府投入美国市场的外汇储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私人投资者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支撑了美元，美国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美元不会大幅贬值。还有就是认为中国不会让美元大幅下跌。

　　《第一财经日报》：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从何种程度上说是由中国固定汇率造成的？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中国的固定汇率可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将一大部分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转化为与中国的双边赤字。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固定汇率对美国总体的贸易赤字有任何决定性影响。它有可能是将美国的贸易赤字从其他国家转向了中国，但是对于赤字的总体数额没有太大的影响。

　　约翰·利普斯：很多政客和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的汇率是造成美国巨额赤字的原因，这是完全错误的。以前，中国只有很少的当前账户不平衡(current accountimbalance)，在过去两年里，在盈余和赤字两方面都有显著的增长。那种谴责什么人的概念，我认为是偏离了主题。

　　彼德·胡伯：固定汇率在起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只是固定汇率，而是非常低的劳动力价格，生产的低成本，物品的低价格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让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国买更多的东西。如果人民币经过一段时间能够大幅升值，美国的物品就会对中国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沃尔玛将会很难把价格降低到现在的水平。

　　因此，汇率不是美国和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和美国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政策都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现在面临着国会越来越大要求“惩罚”中国的压力。如果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施压，比如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者”的标签，甚至像某些美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呼吁盟国集体行动，这样做的可能结果是什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斯蒂芬·罗奇：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多政治压力，这是很让人担心的，这种压力从现在到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间有可能会导致保护主义的立法。由于美国巨大的储蓄短缺，美国必须从国外进口储蓄来支撑经济增长。从国外进口储蓄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巨额的当前账户和贸易赤字。这种和世界的多边不平衡的贸易赤字怎样在墨西哥、巴西、中国等国家之间分配，就要根据我们贸易伙伴的竞争力和相对成本。人民币在其中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财政部如果将中国确认为“汇率操纵者”，将会在国会增加更多的反对中国的情绪。如果美国今年以保护主义的立场来行事，对世界经济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将会限制世界贸易的流通。

　　约翰·利普斯：整个关于汇率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到相关的背景(美国国内对中国汇率的紧张)，有些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有些是根据过时的框架所做的分析。目前这种贸易不平衡持续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应该考虑的是发展一套有效的金融系统，使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是说中国操纵汇率。

　　我认为即使最支持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的政客，也只是想要改变中美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中国是一个“汇率操纵者”吗？我对这整个讨论都不太感兴趣。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作为判断中国政策的一种方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并不是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而是中国的真实汇率应该由中国政府和世界来判断这种汇率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彼德·胡伯：我认为，美国希望看到中国能够向灵活的汇率迈进。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不会愿意被局限在一个刻板的非市场化的体系之中，所以移向一个更灵活的机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很多人认为中国把出口的增长作为扩充工作机会的重要手段，利用固定的汇率增加中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观点导致了白宫面临的压力。我认为，从中国的利益出发，像美国国内呼吁的那样在短时间内大幅度调整利率30%到40%，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破坏。

　　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还是非常低，但中国收入水平提升到世界水平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就是调整汇率。工资水平是由生产率决定，所以经过一定时间，汇率也会跟着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走向浮动汇率和银行系统改革有什么样的联系？

　　斯蒂芬·罗奇：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的步伐越快，就越能接受浮动汇率。中国的银行系统改革刚刚启动，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银行系统的支撑下，中国实行浮动汇率的风险较大。

　　约翰·利普斯：中国的银行系统来自于高度计划经济，是政府分配资源的工具，而不是以经济的力量来分配资源。中国人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储蓄起来，但中国的储户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很少。中国的储户在现在的环境中受到了限制，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一个更有效的金融系统。如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中国的储户不需要储蓄那么多。

　　银行一下子变成一个现代的系统比较困难，先得从一些最基本的做起，比如清晰的产权，合同的贯彻，银行系统有清晰的账户，有监督的预防机制。此外，还需要专业的技巧，理解信用和风险，能够分析公司的账户。不过，这一切有可能发生得很快。中国允许外国金融机构从明年开始进入国内的货币市场，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科技都可以提供给中国的消费者。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必要全部是中国拥有的，就像在美国，许多金融机构也都是外国人拥有的。

　　《第一财经日报》：参议院议员舒默(Shumer)和格雷厄姆 L indsey G raham)宣布推迟到9月再考虑对中国货物提高27.5%关税，除非中国实质性的对人民币升值这一法案，虽然法案延期，但是仍在议事日程上，如果国会议员最终通过保护主义的立法，对中国货物施以惩罚性关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对美国经济是否也会造成伤害？

　　斯蒂芬·罗奇：对中国和美国经济同样意味着巨大的打击。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是贸易的双赢，而此举将会是双输。关税是经济政策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部分，在上世纪30年代，保守主义所支持的关税政策是造成大萧条的一部分原因，如果今天再以关税为手段，也有可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同样的影响。

　　约翰·利普斯：这对任何人来说是很不利的。提高关税是一个非常怪异的论调，贸易的摩擦需要的是来自双方的变化。如果美国真的提高关税，随之而来的就是互相的经济制裁和报复，以及互相的不信任。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美国的消费者将不能继续享用便宜的中国物品，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增长的、平衡的、低通胀的世界经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一般来说，不管生活在富裕地区还是在一个贫穷的地区，如果我们的邻居是富有的我们都会得益。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的成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利的。

　　国际货币组织是在二次大战中建立，其原则就是共同协作，遵守制定的规则，以建立稳定的世界金融体系，避免那些造成大萧条的反面政策。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即使中国的成功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发展进程也不会那么简单，这需要中国的领导人有足够的勇气采取行动来进行政策改革。

　　彼德·胡伯：双边的保护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一方觉得有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我更愿意看到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合作。如果这样的关税政策引发了贸易战，这对于世界经济确实会带来风险，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不反对美国施加一些压力促进中国迈进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但是我不赞成它的一些做法。

　　《第一财经日报》：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是造成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来说，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点？

　　斯蒂芬·罗奇：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40%的出口是输往美国的。所以，如果中国能够采取以国内的需求，私人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平衡，也会使中国经济更少受到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约翰·利普斯：我曾经和美国高层的经济官员讨论过，我们都认为发展一个充分的金融市场将会增加中国的效率。中国出口的成功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了益处。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和欧洲先进国家非常小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确保这种增长是平衡和持续的。

　　至于说是否要减低对出口的依赖，提高内需。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语言听起来是有些操纵的意味。一个更充分的系统，尤其是一个更有效的银行系统将会给中国带来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系统效率较低，降低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在一个更好的市场体系中，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中，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分配资源，我相信中国国内的需求会长期强势地增长。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包括中国的经济都借助美国需求的强势以出口摆脱衰退，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发展，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持续。如果因此威胁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也不会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这不是惩罚谁的问题，而是怎样能向前看，拥有可持续的互惠的发展。

　　彼德·胡伯：我的建议是：第一，移向一个更灵活的汇率体制。第二，从今年开始的新一个五年规划将重点放在能够提高消费的方法，以及提高国内消费的生产方式。减少出口部门的重要性。同时，建立理性的银行系统。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经济体，在中美建交后的26年间，双边贸易增长了60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会怎样影响其发展，对全球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斯蒂芬·罗奇：现在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实体。美国消费型的经济模式主导了全球经济的需求方，中国通过集中式投资增长，基础建设消费和出口正在日渐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生产方。中美两国基本上是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美国消费者主导了需求一方，中国的生产者引导着供给一方。

　　约翰·利普斯：中美经贸关系非常活跃，这不仅仅是中国向美国卖东西，美国也到中国投资。这帮助了中国的发展，但也对美国有利，你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显示中美贸易给双方带来的好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在取得这些成功后，人均收入仍然较低，所以中国应该会有持续地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我非常相信这种开放的中美之间生产商、消费者、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的成功非常重要，对双方也都会带来极大的收益。这种资本、信息和知识在双方的流动将会对两国的关系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

　　彼德·胡伯：中美两国都会从双边的关系得到益处。科技和资本的流入对中国的发展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和日本当年的发展一样。现在美国最好的汽车制造厂商是日本人，我预期将会有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开始到美国投资。

　　对中国来说，往前赶很容易。美国花了200年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中国在过去10年里显示了让人惊异的前进步伐。中国的企业现在开始到海外购买品牌，以此来学习美国的操作模式、技巧、知识、工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物品和服务的贸易，对全球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斯蒂芬·罗奇由本报摄影记者王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