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宝库--反商业贿赂的幕后谏言者

　　本刊记者 赵燕凌/文

　　南开大学。一个安静的中午。程宝库教授不善言谈，但目光中透着执著。

　　此刻，在校园外，一场由中央推动的反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已经展开，长期以来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造成市场和社会信用紊乱、损害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等恶劣影响的商业贿赂有望得到遏制。而这场专项治理的学界谏言者就是程宝库教授。

　　两份报告

　　程宝库是南开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原来大家把商业贿赂理解为一种营销手段，但现在商业贿赂越演越烈，所以，我们认为商业贿赂已经滋生腐败，已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稳定的因素，所以国家一定要认真治理。”程教授说。

　　2005年，经向校方申请，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得到南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的课题立项，课题费两万元。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报告披露了美国DPC公司中国子公司——天津德普公司“回扣”事件，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

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美国司法部和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该案进行了严厉查处，DPC公司主动认罪，并被处以479万美元的罚款。但在案件的真正发生地——中国，却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受贿的中方人员受到了中国法律处罚。

　　“德普案”对程教授触动很大，这个案件说明在医疗行业的贿赂已经形成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已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秩序。

　　于是，2005年6月和7月，课题小组分别就德普案暴露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缺陷及改革建议撰写了研究报告。

　　研讨会争论激烈

　　报告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程宝库的课题组成员们看到了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希望。在中纪委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程宝库提议的“反商业贿赂立法与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2005年12月18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中纪委等政府部门和学界多家单位参加。

　　“参会者大约有50多人，大家意见分歧还是不小，争论十分激烈，开始还很有秩序，都抢话筒发言，但后来争论厉害，有的抢不到话筒，就干脆直接抢着发言了。”说起研讨会的热烈，程宝库还有些激动。

　　据了解，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对商业贿赂性质的认定：商业贿赂到底是经济的润滑剂？还是一种腐败行为？

　　程宝库说：“过去学界认同商业贿赂是经济润滑剂的文化氛围比较强，而我觉得商业贿赂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手段，也是腐败行为。现在大家都逐渐统一了认识，承认商业贿赂是种腐败，至少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毕竟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寄望修改刑法

　　程宝库说，国家进行反商业贿赂的专项治理是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打击商业贿赂，还需要法律的完善。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南开大学校长以提案形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刑法的要求。

　　在中国的刑法中，与受贿有关的罪名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二是妨害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前一项受贿主体体现于国家工作人员，后一项受贿主体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些公职人员因不被法律视为国家工作人员而逃脱了处罚。而实际上，这部分人同样掌握着一定的公共资源支配权(如采购权)，并可能利用这些权力寻租，比如大量医疗回扣案中牵扯出的医生收贿，以及教材回扣案中牵涉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

　　据了解，新近两个案例也显露了法律的尴尬：2005年3月，四川省郫县人民医院7名医务人员因为收受回扣而被提起公诉。此类案件亦发生在浙江、广东等地，但无一例外都遭遇了“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窘境。2006年1月17日，河北省顺平县法院对该县县医院6名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案作出一审判决，包括该院内二科主任马某在内的6名骨干医生被判受贿罪，但也免于了刑事处分。

　　程宝库说，1993年，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6年颁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刑法》及其他部门法中的零散条文中也包含关于商业贿赂的规定。但就商业贿赂问题，除了法律定义的疏漏以外，相关法律条文过于分散，立法层级不高，导致在实践中反商业贿赂措施虽貌似严厉而实则效果不彰。

　　程宝库认为，中国可借鉴美国于1977年制定的《海外反腐败法》，该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其规定的受贿人，并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确定，而是看其是否实际行使政府公共权力。这样一来，所有使用公共权力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受贿主体，比中国法律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更为严密。

　　另据了解，程宝库为中国的法律制度完善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废除农业税条例的决议，为我国今后实行城乡统一税制扫清了障碍，该举措就是他提出的。当时也是在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而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他说，学者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老百姓不懂得这些东西，因此，学者应该帮助政府完善制度，让人民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