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华盛顿共识

　　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像“夫妻”，他们可能会为了不管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吵架，但是他们又彼此依赖，然后一起变老。他们可能会为了去哪里度假争吵得很激烈，但是不会向对方开枪，或者另外开一个银行账户把钱偷走。只要双方情绪稳定、心理健康，就总会在经过理智的计算后决定留下来。

　　在过去十几年中，只有中国和美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这种情况还可能维持更长。日 本的经济情况未必是真的好转，而且日本是一个非常孤立的经济。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他小的经济体则只是照顾好自己。

　　美国国会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议员们的目标就是要打垮对手。他们会忘记自己说过的，或者会前后矛盾。他们不会在乎13亿中国人的感受，他们只在乎说的话能不能让自己打败对手。

　　本报特约记者 陈之罡 发自华盛顿

　　上周，美国总统布什曾在四天内三度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面中讨论经贸议题，这不仅显示了美国对于胡锦涛来访的高度期待，也反映出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会聚华盛顿K街多位中美问题智囊，他们中有的是知名学者，有的是前政府高官，这些人士都认为，中美经贸关系至关重要，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也在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如果出现重大波折，将会是双方都无法承受的局面。他们期待，两国政府能够妥善处理，防范这一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合作关系因为美国选举年的到来而受到损害。K街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北部。这条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集中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对美国政治生活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因此被美国人戏称为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

　　《第一财经日报》：应该用一个什么用语来形容目前的中美经济关系？这一关系对中美两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拉迪：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在不断深化，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累计已经达到500亿美元。

　　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公司对华出口增长超过160%，而在全球只有10%，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公司来说越来越重要。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部分是因为中国国内经济的成长。

　　对双方经济结构来说，长期来说毫无疑问会有影响。面对来自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劳力密集型的产业几十年来一直在下滑，但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则在扩大。美国的挑战是要确保劳动力得到良好的训练，最终可以转移到需要更高技术的产业，从而允许劳力密集型产业下滑。美国不想同中国在劳力密集型产业上竞争，因为这会造成导致工资增加的压力。中国在制造业的成本只有一小时一美元，对于美国这样高收入的经济来说，应该在其它领域竞争。

　　中国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劳力密集型的，有些高价值的部件都来自国外，中国只是组装线上的最后一环。这对中国是良性的。我知道在中国有人批评这导致利润都流向了其它国家，中国没有得到附加值。这是事实，但是这是为大量劳力创造就业的办法。中国最后将会生产更具竞争力的部件，本地产品的附加值会上升。这个过程并非是静止不变的。

　　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支撑了美国的赤字，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即使中国放弃这种做法，对于美国利率的影响也是非常轻微的。根据美联储的估算，外国购买美国国债只不过使得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150个基点，而中国只占其中的20到25个。

　　盖保德：美国的策略是向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但是也确保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而中国是这个策略中的一个主要平台。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贸易出现飞跃，两国关系得到强化，也限制了之前因每年一度的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讨论，那在当时成了一个批评中国的论坛。

　　现在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取代了最惠国待遇的讨论，不过，在汇率问题上的批评比最惠国待遇问题要微弱一些。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在中国的公司向美国出口时不用担心会遭到政治干扰而突然中断，因此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都加强了，中国对美的出口也增加。

　　同时，由于人民币重估的压力使得很多投机资金也以购买中国国债的形式进入中国，而中国愿意留住这些资金，将之转为投资，这是一个聪明的政策。因为这是向世界资本市场展示说，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多么良好的流通性以及多么深入地参与了资本市场，这种姿态对美国也很重要。当然其他还有技术上的转移，这对中国的发展有益，也为美国服务业提供了很多商机。

　　中国抛售美国债券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会伤害中国自己。同样，美国也不可能中断同中国的贸易。

　　我更愿意把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形容“夫妻”，他们可能会为了不管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吵架，但是他们又彼此依赖，然后一起变老。他们可能会为了去哪里度假争吵得很激烈，但是他们不会向对方开枪，或者另外开一个银行账户把钱偷走。

　　因此，只要情绪稳定、心理健康，双方就总会在理智地计算后决定还是留下来。当然，如果情绪不稳定，可能就会出现危险，婚姻破裂，但这是因为精神状况有毛病。

　　傅瑞伟：我可能会用相互依赖(co-dependence)这个词，这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区别不大。不过，相互依赖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中国的GDP依赖美国市场的比例很高，有10%来自对美国的出口。尽管中国公司并未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雇用了很多劳动力，使得贸易和商业得以维持，中国需要对美国的出口。

　　同样，不管美国喜欢不喜欢，都离不开中国的进口商品。美国人使用的很多基本生活用品，如衣服、工具、玩具、小部件等都来自中国，这些是美国每天都要使用的。中国商品帮助美国降低通胀，增加消费信心，否则消费信心会非常低。

　　如果美国试图找别的地方来替代中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可以通过印度、越南或者拉美等地来替代中国，但是并不容易，而且是破坏性的。首先是这种替代不会立即见效，其次，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也未必相同。因此中国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和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就像鞋子，现在全世界的鞋子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如果你同鞋业人士说，将生产地转移到墨西哥，没有人会愿意。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质量、价格等都会不同，必然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美国的通胀会立即升高，消费者信心会大幅下降。

　　麦肯蒂：我会同意用“相互依存”来形容两国的经贸关系，我从1985年第一次前往中国开始，一直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我对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两国经贸关系总体上发展、变化很大。历史上双方曾经缺乏了解，对各自感到恐惧。过去20多年来，通过投资和商业往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而奇妙的开放市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美国一般来说已经较少将中国视作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而是看作一个同等的国家。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中美关系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当然也希望中国同样看待美国。这是两个超级大国，而且恐怕在未来一个世纪中都将维持这种超级大国地位。中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潜力，而且在政治议题上也取得很多成就，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美是彼此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全球主要的驱动力。经济关系也在影响两国的其他关系，当然不只像贸易不平衡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有积极的方面。由于中国对外资开放，带来了制造业、服务业和出口的发展，随着中国继续开放，中美关系将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美国的很多制造业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成本高昂，当他们转移到中国后，也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这些能够生存下来，同时在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尽管可能导致美国国内一些工作职位流失，但是，这些公司能够存活下来，就得以保留住投资能力。

　　这种例子在美国到处都是。我有一次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就碰到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商人，他经营一个小型的公司，就是那种美国人说的“老爸-老妈”式的家庭企业，已经有50多年历史,主要生产那种小孩子用的橡皮泳池。

　　他说，他已经为了公司的生存挣扎了很多年，由于这种玩具成本昂贵，他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他去广州寻找将工厂搬到中国的机会。而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中美经济关系对佛罗里达的一个家庭就有这样直接的影响，所有这样一些经济活动都联结在一起。当然，这种选择会带来美国的工作职位流失，因此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国会引起很多对中国的批评。《第一财经日报》: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与美国和欧洲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相比，中美经贸关系有何不同？

　　拉迪：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足迹越来越明显。同上世纪70年代后期相比,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增长了10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速度。

　　欧洲和日本同样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中美经济具有互补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无法从欧日进口，尤其那些有大量需求的，如家用电器或者电脑硬件。

　　盖保德：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中国通过进口然后加工出口到美国，迫使发达国家调整他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是领导贫穷的国家来实现全球的分工。

　　同时，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树立了一个榜样。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认为的印度只能缓慢发展，印度从中国的巨大变化中知道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你只要有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你就可以像中国一样。所以，你需要做的是找到好的发展战略，你可以去看中国是怎样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只要运用得当，外资就可以作出巨大的贡献。

　　当然，也许对有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会认为中国使得他们难以竞争。但是，他们应该考虑的是去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来摆脱贫困。他们应该清醒过来，看到中国带来的帮助。

　　傅瑞伟：中美经贸合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日本、韩国等许多地方的出口商依赖中国的经济，将产品向中国出口，中国再出口到美国。如果美中经贸关系出现问题，这些地区的厂商就失去了出口市场。

　　在过去十几年中，只有中国和美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这种情况还可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日本的经济情况只是在去年才开始好转，还未必是真的好转，而且日本也不是全球经济的引擎，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孤立的经济。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他小的经济体则只是照顾好自己。

　　现在有很多人指出，中国需要加强消费，美国需要增加储蓄，这没有错。中国的家庭消费非常低，只占收入的50%甚至更少，而美国消费得比储蓄要多，中国应该消费50%以上，美国应该储蓄20%以上。现在的状况是不健康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美中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

　　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比美日或者美欧的关系更加深入。日本从来不是美国主要的投资流向地，欧洲也是类似的情况。

　　麦肯蒂：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对世界很多地区产生影响，例如对东南亚以及同印度的新关系，这些都使得中国越来越有影响。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发电机，而不只是一个有大量人口、制造很多东西的大国。

　　中美经贸上的合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巨大。中国了解，它必须变得更加灵活，不断放松对市场的监管。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仍然有很严厉的监管和限制，在某些方面仍然无法对中国出口。

　　而中国也继续在美国进行投资。20年前，如果说提出一个主意，认为中国将在美国的重要领域进行投资，购买大量国债，没有人敢去这样想象。但是，现在中国不只投资美国国债，而且还在投资工厂、房地产。中国投资美国国债，使得利率降低，更多居民都能购买住房。

　　我个人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多年，当然会认为中美关系更加深入、更加重要，而且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是政治、军事盟友，美国同日本一直很紧密，而且美国也会感觉同日本的关系比与中国更亲密。而由于历史上的联结，美国和欧洲也很密切。

　　但是，就经济而言，中美关系更加重要。毫无疑问，中国将是美国经济的未来，美国也同样是中国的未来。双方都要学习在对方国内进行投资，成为商业伙伴。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有很多人士、尤其是国会议员们对中美贸易状况持有很强烈的负面态度，两国经贸关系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如果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进行比较，有什么异同？

　　拉迪：两国的贸易关系在经济上是坚实的，但在政治上却很困难，因为人们看到双边贸易赤字的数字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美国目前面临的工作外包、赤字等问题的背后，并非是中国的低工资、市场封闭等因素，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外资开放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亚洲国家的组装线的最后一环。

　　尽管中国是出口大国，实际上进口也增长很快。很多人存在误解，认为中国市场封闭，实行保护主义。但是从客观指标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之一，进口在中国GDP中占了30%，这个比例是美国的两倍。

　　汇率问题可能加剧了美国的逆差，但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有逆差，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人民币实际上是高估的。因此币值的问题并非是导致双边赤字的主要原因。

　　一个事实很让人沮丧，人们过于关注人民币汇率。很多人、尤其是在华盛顿，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美国赤字问题，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微小的，赤字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

　　实际上，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去年几乎超过日本，但是日本最终略微领先。日本没有受到美国的关注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学家会看整体贸易逆差，但是政治人物则看双边贸易逆差。二是日本政府过去两年来没有干预汇率，日本政府最后一次大规模干预是在2004年第一季度。按照有些计算，日元仍然被低估了，但是并非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是市场的因素。

　　而中国过去三年的每年都几乎增加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近期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因此美国关注点从日本转移到中国。

　　中美贸易中的风险当然是存在的。美国国会对于双边贸易中的巨大赤字感到不满。中国去年夏天表示要转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更多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汇率，国会人士依然开始出现保护主义的情绪，双边经济关系恶化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盖保德：经济是连接美中两国的黏合剂。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保住权力，如果他被国民认为对外国软弱。所以你总会看到两国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各方都要显示自己的强硬。这就像游戏，在表面上，他们会为了那些可能被视为软弱的事项跳出来，但是他们也都要确保不能真正毁掉这种关系。

　　至于美日贸易冲突，最终仍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美国从来没有威胁撤出驻军，只是将它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因为涉及到美国的失业，日本采取的办法是在美国设厂，雇用美国当地劳工，然后可以说：“我们在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

　　日本成功的秘密是成功地运用了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产业。日本在美国设厂，支付高薪，提供好福利，得到更有竞争力的劳力，实际上收获很大。

　　傅瑞伟：美国国会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议员们的目标就是要打垮对手。他们会忘记自己说过的，或者会前后矛盾。他们不会在乎13亿中国人的感受，他们只在乎说的话能不能让自己打败对手。

　　不过，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指出，美国需要关注未来的经济发展。在去年年底开始，包括普罗茜和肯尼迪这样的议员，他们从来都不是自由贸易或者中国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现在对布什的批评，更多的不是说布什没有要求中国按规则竞争，而是批评他没有提供坚实的经济环境，包括教育、医疗保险、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协助。

　　这是很良性的、重要的信息。但是，在选举年中，最好的手段就是谴责中国，或者引发对中国的恐惧，而不是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

　　目前的情况的确是可怕的。同美日关系相比，归根到底，日本是军事同盟，两国关系不存在军事层面的问题。美国一直非常大力地试图将中国吸纳进全球经济体系，鼓励美国公司前往中国投资，根本的原因就是认为，如果有更密切的贸易关系，两国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可以更容易处理，因为双方在经贸上有合作和交往。如果双方只有简单的安全关系，关系就会很脆弱。

　　但是，现在却是贸易赤字在导致两国的摩擦。如果原本希望用作让两国关系稳固的锚，都成为摩擦的根源，那军事关系会出现什么状况？

　　美日贸易摩擦最严重的时候，双方出现很多愤怒的言论，尤其像半导体产业已经走到战争边缘，但是最终日本公司意识到，将一些产品转移到美国生产，可以缓解美国、尤其是工会的不满。

　　如果说日本通过在美国投资作为解决方法的话，但美国迄今在向中国投资上做了不错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做什么让更多的中国公司到美国来投资？例如中海油收购事件、杜拜港口收购事件，在外国投资看来，似乎美国并不欢迎外国投资。

　　如果到美国投资是日本解决贸易摩擦的方法，对中国来说却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不是一个自然的解决办法。

　　不过，对中国正面的因素则是当时没有什么美国企业在日本经营，因此在美国没有支持它的选民。而现在，美国有很多公司在中国，对中国也有很多了解，这些公司在中国营运良好，甚至比在美国还好，这对中国是有帮助的，尽管一些美国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开为中国辩护。

　　麦肯蒂：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同日本冲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现在同中国的情况。当然这有客观的原因，当时没有世贸组织，美日之间也没有机制来迫使日本降低贸易壁垒或消除限制。所以，美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催促日本，对着日本大喊大叫，用尽政府所有的手段。

　　不同的是，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自己采取步骤来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降低了贸易壁垒，从美国进口了更多物品，这同日本在做法上有巨大的不同。

　　在两国关系上，政治总是第一位的。如果贸易赤字继续上升，对外资的限制继续，这些方面没有进展，美国政府就可能会采取措施。而且中国还将会失去美国商界的支持，不只是说美国的大企业，还包括那些中型企业和某些地区的农民。

　　商界目前在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支持者，这同当时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从来就没有得到美国商界的支持，他们当时是反对日本的重要角色。

　　当然，我认为不太可能出现会严重伤害双方关系的糟糕情况。但是，双方都应该努力取得进展。我相信，只要中国继续开放，限制更少，更加灵活，两国的这种贸易摩擦就会越来越少；相反，就会越来越多。中国当前账目盈余占GDP的7%，美国的当前账目赤字则占到GDP的7%。因此，两国需要在消费和投资的模式上作出改变，而不是过度关注汇率。《第一财经日报》：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一重要经贸关系？

　　拉迪：中美两国正好是图像的两个极端。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的，为40%，美国则是最高的，为70%。美国的家庭不储蓄，而中国的家庭储蓄有点高。中国当前账目盈余占GDP的7%，美国的当前账目赤字则占到GDP的7%。因此，两国需要在消费和投资的模式上作出改变，而不是过度关注汇率。

　　中国正在开始调整，强调由消费驱动增长。中国作出调整相对要容易一些。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服务，民众就会减少储蓄。

　　而美国一方，缩小财政赤字本来是降低消费最快的途径，但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方向是错误的。不过，美国民众可能在未来会增加储蓄。原因是房价正在下跌，当民众看到自己资产不再增值，而是下滑，可能会考虑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提高家庭消费，而美国可以提高家庭储蓄，这样双方的盈余或者赤字问题都会消失。

　　盖保德：双方应该更好地加强沟通，不管是会面还是通过红机电话，双方需要了解对方的政治过程，不要对对方的言行产生误解。还需要像卡内基这样一类的机构，改善美国国内对这种关系的了解。

　　傅瑞伟：首先两方都必须认识到这种关系的价值，并且继续努力加强合作。但是问题出在美国的政治环节上。由于政府每四年一届，了解问题的官员离开，政策也没有连贯性，因此有些前官员继续留在华盛顿提供建议是好事。

　　对中国来说，需要鼓励进口，他们也正在这么做，只是现在不确定这个信号是否传递给了美国民众。但是，像吴仪副总理此次采购，如果能够采购电脑软件、医疗器械等，可能更有帮助。

　　麦肯蒂：两国应该有更多的接触。中国不能只买，比方说10架波音飞机,或者说10件什么大宗物品。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而且应该很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应该继续地减少对外资的限制，消除更多的贸易壁垒。此外，知识产权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有很多客户不愿去中国投资，就是担心知识产权的问题。

　　从美国来说，当中国更开放，或者取得更多进展时，应该加以认同。美国应该减少对中国的恐惧，应该认识到中国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媒体对中国批评过多。对于那些好事情，却从来都读不到。未来的关键是让更多美国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

　　美国政府需要帮助这些公司找到有效进入中国的渠道，但现在做得不多。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人员在国会进行游说，不能成为关心的议题。《第一财经日报》：两国的经贸合作未来将呈现何种趋势？

　　拉迪：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会渐渐增加，但目前投资量非常小，如果预期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会很快达到日本当年那种规模，那会是错误的。投资上升将会是渐进的，因为现在程度非常低。

　　对美国来说，过去几年在中国的投资一直稳步上升，尤其在过去3~4年中有较大提高，大约每年的投资增加40亿~50亿美元。不过，过去数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增长很快，相对于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来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仍然很小。

　　未来可能对一些领域投入会大幅增加，比如电信业。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渐需要将电信市场向外国投资、尤其是以联营的方式开放，而且不只是设备，还包括提供服务。目前中国电信市场并没有外国投资，而现在就3G标准进行讨论，如果定案后，电信市场可以预期将是投资量明显大增的领域。

　　至于银行业，目前处于一个很有趣的状况。美国银行在中国的投资大约在180亿美元，但这一数字在两国的数据中都没有显示出来。按照中国的要求，只有占银行股份25%以上比重的外资才会列入统计，而美国则是对美国银行在外投资10%以上的才列入，美国银行在中国银行的股份比重都在10%以下。如果未来中国对美国开放银行服务，可预期目前美国在服务业的顺差还会增加。

　　此外，有人认为中国正在从衣服、玩具等劳力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升级，但是我认为这种升级还没有出现。中国的高科技能力还没有到这种发展程度。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剩余劳力，至少未来数年中还不能用尽。

　　盖保德：将来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国公司去中国投资，同时中国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中国对于粮食进口有严格的限制，尽管加入世贸组织时同意小幅提高进口。中国现在鼓励农民种植粮食，但是往往是粮食产量增加，导致价格下降，政府还要付出补贴。农民可以从事供出口的生产，现在有的地方在生产冷冻鱼肉，还可以生产更多品种，包括

西红柿、蘑菇罐头等，这些都是劳力密集型的工作。

　　如果中国增加进口美国粮食，将会赢得美国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会加强两国的关系。

　　中国也可以投资美国的煤矿和伐木业。实际上在加拿大已经对伐木业有很多投资。日本成功的战略是，将国内储蓄用于投资，集中在供出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产业，所以日本才会出现制造业产品特别便宜、而服务业特别昂贵的情况。

　　傅瑞伟：未来的关键是让更多美国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那些在5亿到10亿美元的美国中小企业，目前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内市场，没有精力挖掘中国的好商机。对于他们来说，认为到这样一个文化、语言、经营理念都不同的市场去，成本太高。

　　美国政府需要帮助这些公司找到有效进入中国的渠道，但现在做得不多。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人员在国会进行游说，不能成为关心的议题。但例如德国政府，就专门设立贸易中心帮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将来也会看到愈来愈多的两国中小企业到对方境内投资。

　　麦肯蒂：中国将在美国有更多投资，主要是在国债上。中国企业也在了解在美国投资的机会。当然，美国并不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这种从中国到美国的新的资本流向正在出现，并且不只是在国债上，还包括纯粹的投资实业，或者购买地产。海尔到美国投资只是六七年前的事情，将来会看到几十个海尔来美国。

　　另一方面，尽管现在已经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但还有很多想去的或者说将要去的。跨国投资首先从制造业开始，然后就是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等，最后会是那些高技术含量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