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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罗绮萍 主持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4月7日，新华社引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柬埔寨金边的讲话，明确指出香港必须要保持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就不能在原地踏步，而要前进。内地经济发展会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香港经济没有被边缘化，也不会被边缘化。
边缘化的说法，首先由香港特区的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提出。3月20日，香港各界热心人士组成“十一五论坛”，在香港举办“中国十一五规划研讨会----香港的角色”高层论坛，许仕仁发挥其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大谈内地与香港融合的成绩及如何加强合作之余，也首次明确表示特区政府担心香港被边缘化，并指出特区政府及商界对与内地融合态度积极，但香港各阶层仍有不同意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则透过其长期研究结果，认为香港不会被边缘化，并以空运为例子，阐述香港如何在未来五年协助祖国进一步发展，而本身又能获得莫大裨益。
在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林兆木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品安及香港特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等，也一一阐述“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及香港如何善用自身优势，与内地达到互利共赢。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82期。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1世纪》：全国人大在刚结束的会议中通过“十一五”规划纲领，当中有两个首次，一是首次称为“规划”而非“计划”，显示计划经济的色彩进一步淡化，但同时要对各个重要环节作出规划；二是首次提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定位，虽然篇幅不多，但已备受瞩目。请许嘉璐副委员长先谈谈对纲领的最重要体会。
许嘉璐：我想“十一五”规划的第一个特点，在于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过去五年的“十五”计划的实施，国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困难、矛盾、缺陷，也都呈现出来了，较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及更具急切性。第二个特点，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说就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高附加值、更多的依靠科学技术方式转变，从资源消耗转向节约型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第三个特点，是政府的工作要转向社会管理。第四个特点是“十一五”规划有六个立足于。
我们现时面对的问题，首先资源相对不足。中国地大物博，但是13亿人口一平均，就变成地也不大，物也不博了。所谓地是人均可耕地，资源无论是铁矿石、煤、石油、天然气以及水，按人均比，我们都在世界的后位。同时，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比较脆弱的，这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牺牲了部分地区的环境换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所处的地域，以及千百年来自然的与人为的对环境的破坏，它本身就是脆弱的。
同时内地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总体来看，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三、四产业的比例还不是最佳的，需要调整。同时，就是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内部也是粗放型的，原材料型的居多，精细的加工，高附加值的比例少。
要想让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村逐渐走向城镇化，农业必须集约化、现代化、规模化、市场化，但是任务太艰巨了。同时，由于现代技术不断到农村去，耕作每家每户的土地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现在很多地区农民的实际劳动量最多只有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就需要另寻职业，因此就业压力巨大。第一、二、三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支撑三、四产业发展的所需要的技术自主的创新比例太小。
单是2005年，中国向外国付出的技术及专利费是1700亿美元，美国只占其中的7%，这说明中美的贸易逆差核心问题是美国不肯卖技术给我们，也显示自主创新能力弱，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再有一个就是体制与机制的障碍，这里面既有政府职能转换问题，也有完善法制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断改革的体制与机制中，让人们的观念习惯逐步改变的问题。
要想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同时让工业的结构优化、升级。这里面香港非常优秀的服务业可以发挥作用。内地未来五年要加快发展服务业，要大力发展科技的自主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几条实现了，内地“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就有了很大的转变。
《21世纪》：林教授，你直接参与了国家的“八五”、“九五”、“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草拟工作，可否谈谈“十一五”规划有甚么特点？
林兆木：我觉得从发展趋势来看，“十一五”将会出现以下一些变化，这和我们发挥香港的作用也是有关的。
第一个是国内的发展将会逐步从投资主导型，转向消费主导型的发展。
第二，会从偏重于GDP的增长速度，转向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
第三，会从偏重重化工业的发展，转向注重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会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发展，转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个我们和国外差距还很大，发展速度一高，资源消耗就大幅度增加，这和我们体制、增长方式、技术和管理都有关，所以将来这些方面都要改进。
第五，从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发展，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最后一个是从偏向经济发展，转向注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果掌握住这样一些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十一五”规划和过去不同的一些特点。
我想着重解释一点，就是年均7.5%的GDP增长目标。现在国内对这个7.5%有两种意见，因为地方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上自身的规划都超过这个数字，地方认为定在7.5%是偏低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定在7.5%是比较高的。
中央政府为什么提出7.5%这个目标？我觉得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是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基数大，你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内容是不一样的。第二是还有很多制约因素。这方面许教授已经详细谈到了。
香港定位
《21世纪》：香港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这次又在“十一五”规划里首次被提及。香港在“十一五”规划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许仕仁：我希望先谈谈国家“十一五”规划与香港的关系。基于“一国两制”的方针，国家“十一五”并没有包含对香港的具体规划。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未来的发展，包括在经济转型和与世界市场融合方面，都对香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先看一些数字：至今年2月底，共有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集资，总集资额超过1,420亿美元；内地企业约占香港上市企业总数三成，市值占市场总额约四成；而在上月内地企业成交额则占香港交易所每日成交额约百分之五十六。贸易方面，在2005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突破20,000亿港元，出口和进口均占香港的总额四成半。投资方面，截至去年十二月港商在内地投资的项目，超过25万个。
从以上数字可见，香港的投资空间、各行各业的发展、就业的增长，都和内地的发展牢不可分。香港如要持续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界”。香港不同行业，包括制造业、贸易、物流业、金融和商业服务等，都必须了解内地的发展和规划路向，以便及早作出配合，一方面可把握内地发展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随环境不断转变而带来的挑战及市场竞争，尽早作出准备。
许嘉璐：大家在谈“‘十一五’规划与香港角色”，我觉得要删掉“角色”这两个字。因为在整个思维中，香港不应该只局限于扮演某种角色。那就是说，除了香港应该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在“十一五”规划中也得到巨大的发展。
香港自回归以来，和祖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可以说香港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与内地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香港同胞的关注也预示着，“十一五”期间，香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赢得进一步发展的绝好机会。
“十一五”规划给香港提供了参与的巨大机会，这不仅体现在它第一次提到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实际上所展开的各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香港各界都可以积极参与。
刘兆佳：“十一五”规划对香港的重要性无庸置疑，香港需要认真地理解“十一五”规划对香港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否则的话，这五年时间如果香港错过了，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这十几年来，香港社会上有很多矛盾冲突，有很多对前景悲观的言论，都认为香港没有了奋斗的目标。“十一五”规划实际上也是为香港本身建立了一个共同目标，借此凝聚社会和减少各种社会的矛盾冲突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要说的是，这一次规划是国家在历次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到香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也提供了一些的意见，也提到了香港未来定位的问题，希望国家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予以考虑。
香港面临的挑战
《21世纪》：你们认为在“十一五”期间，香港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许仕仁：香港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我想谈谈两方面。首先，香港能与内地优势互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两地的产业结构不同，而香港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贸易、物流及工商业支持服务等较具优势。但随着内地经济逐渐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如现代物流业、金融、信息、商务等，我们须认真思考如何能够继续维持香港的竞争力及在区域的优势。
另一方面，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将实施多项大型基建计划，包括在各省区发展公路铁路网络；在广东省内，广州将会发展成为地区枢纽；在港口方面，珠三角不少城市将会积极发展港口设施；而广州和深圳机场亦会不断扩展其规模及服务网络。面对珠三角城市这些基础建设的发展，而它们又在位置上较接近货流的源头，我们必须正视香港被边缘化的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和协调。我们会加强与广东省、泛珠省区和其它区域的经贸合作。我们亦会加强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在基建规划上的配合和协调，及早制订相应的策略及规划，以便香港可以更好地与区内公路和铁路网络衔接，使人流物流更通畅。我们亦会积极落实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的各项措施，以降低贸易关卡，及为各行业争取商机。
此外，我们需要了解中央和各省区所制订有关的政策，及制订我们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确保香港的发展能更好地与内地衔接，例如更有效地推动服务业利用CEPA发展，以便有关行业可按其商业考虑于内地营运。政府在今年于政制事务局内成立内地事务联络办公室及于成都和上海设立经贸办事处，都是为推动这几方面的工作。
许嘉璐：刚才许司长提出，香港有没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其实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是通过观察这些年内地的发展，香港的势态以及“十一五”规划总的精神，我认为香港绝对不会边缘化！新规划当中，已经把香港的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地位明文写出，而且我请大家注意，在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一个“等”。
我个人认为香港在金融、法律、管理、服务、物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和内地进行广泛的合作。
我想举一个空运的例子。现在香港和内地的45个城市有飞行权协议，但是没有得到延远权，这在国际上叫做第五航权。所谓的延远权就是国泰航空或者港龙航空的飞机飞到西安，可以从西安再接载乘客再飞往第三个国家或地区，这个权现在香港没有。
香港航空公司现时还没有完全开通45个城市的航线，因为他们也要考虑到客流量、物流量和其它成本。
以上海为例，现时由上海经过香港的机场进出的，一年是100万人，平均每天不到3万人，但是经过亚洲各地机场进出上海的每年是600万人。
以地域来说，来自日本、韩国的直接就进入到北京、天津、山东，这方面香港机场无法发挥作用，但是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国家的机场往返中国的旅客，有一部分是可以经香港的。正如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先生所说，如果由亚洲进出上海的旅客中，香港的航空公司能从其它亚洲的机场争过来5%的份额，就是30万人了，大家想一想30万人够多少架飞机每天往返？
另一方面，现在大家都知道今年国泰就可以直飞上海了，同时中央准备内地的航权对香港全部开放，也就是任何一个城市，香港想飞就可以飞，更重要的是中央会给予香港航空公司延远权，也就是你飞到宁夏的银川，本来人流不多，但是在银川可以装货装人再飞往莫斯科。第五航权带动行业的发展，这是搞航空的朋友们最熟悉的。
当然我还可以采取更多的其它的办法来促进两地合作，比如说代码共享。另外香港的国际机场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作为内地很多机场的借鉴，大家可以紧密合作，互相扶持。
“十一五”期间，内地的空运潜力巨大，据测算，到了2010年，内地的游客将达到5.4亿人次，货物达到1800万吨，年增长14%。到2020年，内地的游客要达到14亿人次，也就是平均每人一年会坐一次飞机，货流会增至3000万吨。
内地在2005年出国数字是每年2000万人次，只占总人口的1.5%；相对而言，欧美是30%至40%，澳洲是17%，日本是12%，这个空间太大了，要达到刚才所说的5.4亿人次国内国际的航班，这是多大的商机啊！
航运中心变物流中心
《21世纪》：“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本来将香港其中一项定位为“航运中心”，后来在香港的两会代表建议下，修改为“物流中心”，以加强香港在空运方面的角色，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兆佳：规划纲领的草案，原来定位香港为金融和航运中心等等，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中的香港代表，在“两会”讨论过程当中，都提到航运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物流，尤其需要突出了空运方面。经过讨论之后，“十一五”规划的草案也修正过，把原来的香港航运中心改为物流中心，这一点对香港来说相当重要。
把香港列入“十一五”规划里，表明国家对香港的殷切的期望和对香港主要产业发展的支持，这是香港机制和内地融合自然的反映，也为香港寻找继续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基础。
要推动香港作为物流中心的角色，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要加快香港清关的速度，令香港作为物流中心，在加强行政管理方面效率可以提升。
另一方面也有人提过，香港基本的交通运输网络要和内地的交通运输网络连接起来，这两点都可以提升香港物流中心角色的地位，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香港自己的空运过程当中，如何利用香港作为空运中心，不仅在珠三角，而且要在全国作空运中心，在这方面应如何发挥香港的作用？
中国对香港的航权将会开放，这方面将会对香港的空运和物流产生很大的影响。整体来看，香港本身的地理优势和华南经济的大发展，香港物流中心的地位是可以长时间得到巩固的，其中问题是物流的运输需要有一个整套规划去配合，这需要我们和内地的规划接轨，从这方面看，我承认有一定的困难，但总体来看，现在香港正在争取香港交通的运输网络建设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机会和内地很好地衔接起来，令香港作为国家物流中心的地位可以更加巩固。
刘品安：广东与香港的互补性很强。目前在广东的近12万家外资企业中，有9万多家是香港或澳门资金企业。去年广东进出口总额达到4200多亿美元，其中对香港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有2900亿美元，占68%。2006年，粤港澳三地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东将引导港、澳客商更多地赴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发展，积极引导港、澳服务业更多地投资广东。
对粤、港、澳的产业分工，广东以发展制造业为主，香港重点发展以金融、物流为主的服务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排头兵，广东制造业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在香港目前的产业中，约九成是服务业(按：以GDP计约为86%)。两者之间互补优势很强。去年港澳在粤新设服务企业1720多家，合同投资额35.2亿美元。
《21世纪》：特区政府及商界都很支持加强与内地融合，但在其它界别是否有些不同意见？特区政府如何处理？
许仕仁：商界支持与内地加强经济合作的意向是十分清晰的，但我们不能忽视与内地经济逐步融合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由于制造业向内地发展，使香港经历经济转型，重心由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而工序、职位北移，亦令就业结构有所转变，低技术人士求职时面对重重困难。归根究底，这些转变源于两地成本结构不同，港商把工序转移到经营成本较低的内地进行，并采用内地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服务，其中一个最受影响的行业便是运输业。而现时其它一些服务业也正逐渐转移到内地发展，影响面变得更广、更深。
事实上，香港不同界别、阶层，对与内地融合的看法不一致，未有共识，我们必须正视这问题，因为与内地融合的确会影响部分人士的生计。而政府亦已推出多项措施，协助他们适应随着与内地融合而带来的转变，包括提供再培训课程及服务、技能提升计划，以及资助有志之士报读持续进修课程。
另一方面，香港社会亦需理解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过程中，在一些范畴例如个别城市的基建发展、在兼顾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方面，或者在规划方面，未必一定能够有两全其美、能全面照顾各方利益的方案。我们需要平衡各方面的考虑，着眼于区域整体的利益，在互相竞争的环境中，以平衡各方利益为原则，尽量互相谅解，及采取互惠互利的态度，以共同推动整个地区的持续发展。
维持香港独有地位
《21世纪》：可否更详细地列举内地与香港的商业合作计划？
许仕仁：在与内地推展经济融合的同时，我们亦需要维持香港的独特地位。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是单独的关税地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议，并在金融和财政方面享有高度自主，这些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我们必须维护这个独特地位。
但另一方面，香港特区作为单独的关税区，必须对货物进出口实施若干管制。特区政府亦按《基本法》实行出入境管制。换言之，我们不能完全“拆墙松绑”，但为令货物和旅客的流通更畅顺，我们一直致力简化通关程序和改善口岸设施，令通关更便捷、更有效率。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领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对于国家在这几方面的支持，我们十分感谢。同样重要的，是香港必须努力，提升我们在这些行业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及掌握如何可在内地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保持我们的优势。
以金融业为例，香港有监管完善的金融市场及优良的国际网络，我们应加强协助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另一方面，我们亦需明白，香港对于国际投资者的重要价值，在于我们能协助他们打开向北之门，开拓内地市场的庞大商机。若香港不能继续保持这方面的价值，则会丧失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必须准确掌握香港在国家及区域内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加强我们的优势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亦同时为香港带来繁荣和进步。
同时，我们亦需要加强与内地各主要省区的合作。由于地理的关系，香港与广东省的关系尤为密切。特别是与香港山水相连的深圳市，两地人民的相互投资、经商、工作、求学、旅游迅速增加；而深圳作为香港连接内地的陆上通道，每天处理高达39万跨境人次和4万辆过境车辆。而内地供港的食物，大部分源自深圳或经深圳输港。深圳对于香港的重要性，实在不言而喻。同时随着全球竞争区域化的趋势，香港和深圳须思考如何进一步配合，共同推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应尽量配合彼此的需要，和了解及协助解决彼此的问题。例如发展莲塘口岸以解决跨境货车于深圳市内造成交通问题的建议，对香港会有规划和环保的问题，但我们不应只着眼于香港本身的利益，而应顾及我们最密切的邻居的需要。况且，设立新的口岸通道，会加强香港与粤东地区和邻近省份的联系，对香港亦有利。香港必须继续本着这种与邻近地区互惠互利的精神，才可以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功能。
刘品安：“十一五”是粤港澳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发展期。经济合作是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重点在推进区域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商品和要素的合理流动，建立统一、开放、高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当前合作的重点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协调好区域规划，如何加大力度联合建设跨地区的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区域信息交流网络；二是要同心协力共同开展区域水资源保护、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建设。
刘兆佳：国家对区域发展的政策，例如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发展，东北老工业区的改造等支持方面，这个区域发展是通过制造的建设和市场的动力来推动，而不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去推动这么简单。当中我尤其看到东部区域的整合为香港提供了不少的施展所长的基地，现在CEPA也让香港进入全国各个行业参与建设，也就是说，香港的资金、技术、人力既可以向内地高增值的产业和发达地区流动，加快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也可以向内地极需要开发的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流动，协助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
《21世纪》：在推进CEPA中还有哪些挑战？
刘品安：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对CEPA实施两年的调查情况，也对“十五”期间香港和内地的发展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总结了一下，我觉得目前存在六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两地的法律制度和专业的团体差异比较大，导致了香港到内地从事服务业的机构都相当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差异比较大，其次是我们的薪酬制度、休息制度与国际标准差异比较大，所以阻碍了相当一部分想从香港到内地从事服务业的人。
休息制度和薪酬制度也和香港有很大的差异，一般的专业人才的收入在内地跟香港相比低很多。这导致了一部分能够获得内地资格证的医疗人员也不愿意到内地去，也基于这些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服务业来自香港的从业人员还相当少。
第二，我们调查发现，有关香港服务业到内地的审批程序非常复杂，税费比较高，这也导致了目前香港服务业到内地发展不多的原因。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些专员、官员们，显然对这些香港服务行业的了解还不够，而且在新的程序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开放的审批制度，所以导致了办理的手续相当复杂，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三个是准入的门槛还是比较高。一些地市有关部门的相关的操作程序没有规范。在香港的一些证券、期货保险业，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到内地从事相关的专业，这方面的难度更大，往往被拒之门外。
还包括其它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香港的保险公司，保险行业要进入内地也有很多限制。保险类别的服务行业到内地办企业、办机构、开业的困难都比较大。
第四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导致一些人挂靠的现象比较严重，也就是说，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利用自己的资金，在内地的一些朋友和一些亲戚挂名开业。这一方面令这些专业人员享受不到优惠措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同时有可能出现一些法律纠纷，导致很多专业人士的北上发展滞后不前。
第五，香港的服务业在内地办的这些所谓的香港城等，在管理上是比较混乱的，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是香港生产的产品，但实际上很多都是利用香港的品牌或名义，实际上卖的是内地产品。这也导致香港服务业在内地的发展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第六，内地的经商环境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地方的一些保护主义，地方的一些和外界、和香港的意识上的差异导致了一些问题。
这也提醒香港到内地从事服务行业的在北上发展时，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21世纪》：那你有什么建议？
刘品安：我建议首先要简化审批手续，增加行政法规的透明度，这个工作如果做得不好，我们永远都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第二，建立两地相互往来的快速审批机制，改善过境交通拥堵问题。现在人及货物的通关的手续都比较麻烦，路上的和水上的通关路线现在都还没有形成网络。我认为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加强水陆的一些交通设施的共同的改善，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第三，我感觉到香港的服务业到内地投资，与内地互动的时候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同样有一个适应内地的营商环境的问题存在。我建议香港朋友面对法律环境、制度环境，法规法律，要进一步熟悉它，两者的差异很大，如果你对这两者一模糊，即使给你办了营业执照，给你开业了，也可能会遇到别的问题。
香港朋友还要尽快地掌握内地的一些人情世故、社会风俗，社会的一些运作的程序，可能香港人对珠三角的情况比较熟悉一点，对内陆省份的人情风土这一块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在从事这些地方的服务行业的时候，如果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就会增加我们的营商成本，增加一定难度。
我认为，从广东省的角度来看，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进一步地吸引香港服务业到广东创业发展，而且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会有所改善。为什么有关的部门、有关的领导要求我们做调查？这就是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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