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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梓主持
实习记者 林琦 刘颖婷 唐菲 北京报道
4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时说，截至今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8536亿美元。由此，中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的事实得到证实。高额外汇储备
的收益与风险、外汇政策的走向等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高额的储备背后，是中国已经持续15年左右的“双顺差”(经常项目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都是顺差)格局。这种格局的大背景，则是我国持续27年的对外开放。开放与改革一起共同推进了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使得我国迅速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变革加速推进而不可逆转。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一些结构性矛盾也逐步凸显，反思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报与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中心特别策划了“反思开放”的系列专题，以期通过反思达成共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对外开放的再出发。
近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就外汇储备、双顺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81期。
高额储备的成因
《21世纪》：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积累，之后增长速度一直很快，直到今天全球第一的规模。这是否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某个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徐滇庆：外汇储备迅速上升反映出海外对中国经济形势乐观，对中国金融稳定度表示认同。在任何时候口袋里有钱要比没钱好。高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是保持汇率稳定、抵抗国际投机金融集团冲击的有力屏障。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是件好事。
资金流入不会导致危机，而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资金大量流出的时候。因此，中国政府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对资金外流保持有力的监管。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只有3%左右，而美国利率再度上调，高出中国平均利率2个百分点，因此对资金流入的压力正在减小。不必对资金流入过度紧张。
陶冬：外汇储备激增，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这几年积累储备的速度和数量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认为外汇储备近年的激增，是四大因素发酵下的产物，即全球化趋势、中国热、中国自身的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问题。
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可能带来两大风险。首先，央行买入外汇时释放出大量人民币基础货币。央行对此作出一些冲销，但是只能说部分有效，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中国今天的房地产过热、投资屡压不下，与汇率政策直接有关，其宏观风险、金融风险不言而喻。其次是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
张斌：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经济部门间发展的失衡。能够创造外汇的制造业部门过度发展，不能创造外汇的现代服务业部门则发展相对滞后，这势必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1990年代末期以来，上面的这种不平衡发展趋势尤为严重，特别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扩张，再加上人民币在2002年以后跟随美元一起被动贬值，引起了货币升值预期和投机资本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外汇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和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
内部经济部门之间难以平衡发展的结果，不仅是外部不平衡，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威胁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降低就业机会、抑制全社会工资水平提高、贸易条件恶化、居民消费福利受损、收入分配恶化、自然环境恶化等等。我认为最值得担心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新增就业机会几乎全部来自服务业，在制造业/服务业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下，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还是受到了遏制。无论是难以在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限制工资水平提高，都会破坏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考虑到中国经济中的工作年龄人口迅速老化，整个社会的老龄化也不再是遥不可及，如果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再受到阻碍，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将令人担忧。毕竟，人力资本是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最关键的要素。
王建：今天的外汇储备，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历史上考察，一国外汇储备的正常来源应是贸易顺差，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是贸易的结果，而不是投资的结果；而从全球来看，贸易顺差和逆差是平衡的。所以，一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另一国外汇储备的减少。
但是，从1990年代的下半期开始，外汇储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全球来看，进口大于出口，2001年到2004年全球贸易逆差是1.1万亿美元，但全球的外汇储备却增加了1.4万亿美元。出现贸易逆差很容易理解，但在出现逆差的同时出现外汇储备的大幅度上升，就不是正常的外汇储备的形成过程了。
我国2004年的贸易顺差是320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是600亿美元，其中只有三成被用于采购国内的土地、劳动力和海外机器设备，而剩余的将近七成约400亿美元变成外汇储备，再加上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约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概应该增加950亿美元。可实际上我国当年外汇储备增加了2066亿美元，比正常来源多出一倍。从2001年开始，央行大规模进行人民币对冲操作，即从外汇占款项目下投入大量基础货币去收美元，然后再以央行票据的形式回笼投下去的货币，如此反复。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我国外汇占款项目下投出的基础货币不断增加，现在大概为新增货币量的200%。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至少有2500亿美元是这样的形态。以“十五”这五年的平均情况来说，中国外汇储备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30%到40%是用货币兑货币的办法把外汇拿进来，从而形成了新的外汇储备，这与传统的外汇储备由商品交换形成不同。
我认为，现在首先要关注的是外汇储备的新的形成机制，外汇风险引起的损失也需要考虑进去。比如现在外汇储备都是以美元形式存在，一旦美元贬值，我国会受到巨大损失。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中约三成是用货币收来的，而不是用实物资产、实物商品换来的，所以我们能够承受30%的美元贬值。但是，我们仍然不希望美元贬值。
现实的国际货币关系和经济关系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资本都愿意流到中国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因此我国贸易顺差，资本也顺差。我国主要的外汇收入来自美国，据美国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差额为2020亿，中方是顺差，可实际上我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只有1000亿，这说明我们消费了1000亿，这1000亿变成了中国所需要的实物资产，比如能源、铁矿、机器设备。
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即日本结束了连续五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美国从2004年到2005年的贸易逆差大概增加了1000亿美元，几乎都是从日本流过去的。在全球宏观货币流转过程中，日本为供应的主中心，中国为副中心，美国不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形成货币的回流。
一旦日元从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加息，全球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大量减少，美国就得自己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就意味着美国的通货膨胀要加剧，美元将贬值。在此意义上，美国面临着长期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压力。所以说，未来美元会更加地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汇储备也面临着贬值的压力。美国不可能增发过多的美元，也就不可能买过多的中国货，那我国的出口会因此受到影响，外汇储备也会减少。
另外，当美国资本市场状况不好，美元持续贬值的时候，国际游资要从美元游离出来，可能转移到中国，这就要求我国有一个很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而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不足。从中期来看，如果美元贬值，我国的贸易顺差势必减少，而资本顺差则可能放大。一增一减的结果可能仍然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
要避免美元贬值带来的影响，可以有两个做法，首先应该多持有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等其它币种的资产，第二就是应尽快把外汇资产变成实物资产。这样，从贸易来说，我国出口可能减少，进口可能放大，能形成一个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结构逆差。如果持续放大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共同形成外汇储备下降，那么，这个过程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反思双顺差
《21世纪》：外汇储备不断扩大是否反映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某些问题？比如贸易战略过分重视加工贸易，引进外资政策大幅扩大FDI(外国直接投资)？
余永定：在过去27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伟大成绩。中国在过去27年中所执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也应该对过去的缺点和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由于情况的变化和问题的积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许多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了。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是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果，而持续15年左右的双顺差又是中国经济存在内外失衡和市场扭曲现象的结果。
发展中经济体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阶段。造成这种国际收支格局的原因是：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水平较低，因而储蓄率较低；另一方面，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经济体需要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储蓄率低于投资率必然导致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发达国家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资金。换言之，发展中经济体在维持经常项目逆差的时候必须维持资本项目顺差。否则，发展中经济体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一旦外汇枯竭发展中经济体就必然陷入国际收支危机。一般情况下，如果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外国投资者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抱有信心，外国资本就会源源流入发展中经济体，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即发达国家用本国的过剩储蓄来弥补发展中经济体的储蓄不足。日本、东亚四小龙、东南亚四小虎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都保持了这样的国际收支格局。纵观历史，除新加坡在1980年代曾保持过6年双顺差外，发展中经济体连续保持15年以上双顺差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更不要说，在未来五年内中国恐怕还会继续保持双顺差。
发展中经济体引入外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利用外国资源(储蓄)以弥补本国资源(储蓄)的不足；第二，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发展中经济体必须把流入的外资转换为贸易逆差。简单说，通过借款或FDI而得到的外汇必须用于购买外国技术、管理和销售渠道支付其他费用。换言之，对应于每一笔资本项目下的流入都应该在经常项目下有一笔流出(经常项目逆差)。因而，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借款还是引入FDI都不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在中国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情况是，许多FDI的流入并未导致相应的贸易逆差。这说明这些FDI不是生产性的。例如，一些企业之所以引进FDI是因为无法从国内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这些企业并不打算购买外国技术和设备，通过引进FDI得到的外汇被卖给外汇管理当局。其结果是：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不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增加。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外向型企业创造了大量贸易顺差，而另一部分企业需要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但却没有外汇。在一个金融市场运转正常的经济中，前者的外汇通过金融中介将被借给后者用于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项目将保持平衡，资本流入为零，外汇储备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在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剩余外汇将被卖给外汇管理当局。而需要外汇的企业由于无法得到外汇而不得不通过引入FDI的方式获得所需资金。于是，我们得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
除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外，中国的出口优惠政策和FDI优惠政策所导致的市场价格信号扭曲，也是造成双顺差的重要原因。应该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某些市场扭曲是难于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中国的问题是，这种扭曲过于严重而且积重难返。“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现实并不能唤起发达国家的同情，而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悲哀。更令人忧虑的是，时至今日，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在为了吸引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它们往往出于不得已而置国家制定的本来已经十分优惠的引资政策于不顾，竞相为外资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实行零地租，甚至负地租政策。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常项目顺差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结果。换言之，是国内消费水平过低或投资水平仍然不够高的结果。但是，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说，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是经常项目顺差的结果。由于中国所采取的出口优惠政策，中国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而这种优惠政策必然抑制国内投资与消费，从而导致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
此外，由于长期实行鼓励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工贸易已在中国贸易中占支配地位。加工贸易必然导致贸易顺差。换言之，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特定地位对中国成为出口顺差国也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与国内经济周期有关，而且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必须成为出口顺差国，中国就应该成为资本项目下的输出国。但是，由于金融改革、企业改革的滞后，中国还不能解除资本管制，让中国资本自由流出境外，以寻找较高的回报率。问题是，中国的有关部门还在大力吸引外资的流入，这样，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会继续快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指日可待。日本政府已经在前年停止干预外汇市场，今年年初更是出售了16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中国则不但没有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反而继续增加美元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一些人抱怨中国的贸易顺差，真不明白他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校正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经济失衡是无法仅仅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实现的。但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必须加速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应与结构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种调整的进行。
王建：我觉得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是两回事，现在的资本与过去不同，是两种状态，一是代表实物的产业资本，二是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虚拟资本。中国利用外资，实际上是在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进入虚拟资本主义之后，使资本放弃实物生产，转移到我国来，用我们的价格体系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来生产它们的价格体系所需要的产品，这两种价格体系有几十倍的差距，意味着有几十倍的盈利。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利可图，因为这个过程可以增加税收和就业，是双赢的事。因此利用外资一定要坚定不移，要充分地享受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好处。另外，大量国际虚拟资本进入到中国，我们把它变成实物资产，对于我国的工业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国较之日本、东南亚等国发展经济的优势所在。
我认为，说对外开放过度或者对外开放政策失误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充分享受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无论是虚拟资本还是实物资本，我们都欢迎，因为这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都是有利的。
陶冬：善待外资、搞加工出口，是当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对中国的经济腾飞作出过巨大贡献。这一点不容否定。当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金不再短缺，政策上出现调整也是自然的、合理的。但是外资不是造成外汇储备激增的祸水，前面我提到的四点才是根源。如果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再松一些，允许更多海外投资，就不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扛着。如果人民币汇率有更大的弹性，也不至于市场一边倒地看好人民币升值。
徐滇庆：双顺差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和世界上一切国家一样，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出现的双顺差使得中国积累了一点的资金，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应当特别珍惜这个条件，让高速增长的时间尽量长一些。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危机，千万不能让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当在金融危机中毁于一旦。贸易顺差和资金流入都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并不是你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在目前的竞争态势下，还是顺其自然。今后出现一点逆差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外汇储备得失
《21世纪》：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增加国民福利有何影响？您如何评价央行提出的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
陶冬：我认为外汇储备激增是资金流向失衡的表现。以世界银行标准，中国需要1800亿美元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就算中国金融体系脆弱，对外依存度高，储备翻一番有3600亿美元也足够了。在此之上的，应该叫过度储备。这部分钱还不能换成人民币，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因为这样做势必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但是这批过度储备必须为国民福利作贡献。不妨拨一部分资金成立国家投资局(类似新加坡的GIC)，在做到有效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采取更进取的投资策略，争取更高回报。这部分资金回报多两个百分点，就是全国一年的教育经费。
王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在居民消费被抑制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使得储备增加变成了净储蓄不断扩张的过程，即我们生产的产品并没有被自己消费掉，而是卖给了美国人，换取了大量的货币形式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元贬值超过30%，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能够通过现有的国际货币关系和贸易关系变成实物资产，那么过度的外汇储备会使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个问题本来应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来解决，但我国现在的分配机制还不够合理，如果将来我国改变了国内的分配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提高了，我们通过减持外汇储备就可以增加国内居民的消费福利。
过去我们的外汇政策存在问题，以管制为主，不鼓励居民持有外汇，即使持有也只能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外汇存款，海外投资渠道过于狭窄。现在为降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当局认识到需要调整外汇储备政策，比如鼓励“藏汇于民”，允许居民申请个人外汇投资，购汇等。
我认为虽然这种尝试应该做，但目前我们最应该做的是用外汇去购买今后发展需要的实物资产。因为美元贬值就等于实物资产升值，我们应尽快购进实物资产，建立符合本国经济体量的石油和金属储备资产。国家应该把外汇储备作为流动资金注入到大型公司，让它们到海外购买铁矿和油田，为我国尽快建立战略油、战略金属、战略物资的储备基地做准备，这才是从长远考虑的做法。
《21世纪》：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资本输出的收益甚至为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否会造成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余永定：一个国家是否是资本(净)输出国，其衡量尺度是该国的经常项目差额。一个国家如果是经常项目顺差，该国就必定是资本输出国。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FDI输入国之一，由于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净输出国。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资本输出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从总量上看，中国不但未能利用外国资源(外国储蓄)，而且以极低的回报率把自己的资源借给富国，特别是美国来用，这不能不说中国的资源配置出了问题。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量中，同资本项目顺差相对应的那部分外汇储备的增量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用股权换债权的结果。FDI流入使外国投资者取得了中国的股权，而中国则购买了相应的外国债权(主要是美国国库券)。FDI是成本最为昂贵的一种外资(对外国投资者来说，FDI有很高的风险，因而需要很高的回报)，而美国国库券则是回报率最低的一种资产。外国投资者不但将会收回本金，而且将从投资收益中得到利润和红利，直到永远。尽管各有特点，借债和利用FDI没有本质的不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在大力引入FDI的同时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库券可以比喻为穷人以高利息(不用立即支付)从富人那里借钱，再用低利息把钱借回给富人。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债务国，其净外国资产的投资收益是正值。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三大资本输出国，而其净外国资产的投资收益却是负值。其含义自在不言之中。利用外资，引进FDI并没有错，问题是要适度，要讲究成本效益分析， 要纠正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种国际收支格局。否则，有朝一日，中国居民将无法成为GDP增长的真正受益者。
陶冬：美联储加息十五次，国债利率却升得有限，这应该感谢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我们在为美国消费者和房地产提供低息贷款。这个问题却很难在外汇储备的框架下解决。储备的投资原则就是安全性、流动性，只能将多数资金投入G3国债。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声疾呼过度储备应从储备中剥离出来，争取正常的回报收益。
王建：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扩大生产和压低工人工资来发展，扩大生产会产生巨大的供给，压低工资又缩小了需求，两者是不对称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靠资本和商品输出。一般都是从先进国家输送到落后国家，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需求拉动它的供给。但是今天这个现象颠倒过来了：由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进行产品和资本输出，发达国家的需求拉着发展中国家的供给。这是因为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为牟利纷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使之变成生产中心，而发达国家就变成了需求中心。因此，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世界发展的两大引擎来自于美国的需求和中国的供给”不无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输出就是正常的了：贸易顺差形成了外汇储备，然后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我国就成为了投资国，即资本输出国，这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不能简单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就一定是资本接受方。今天，不仅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汇率改革下一步
《21世纪》：您如何判断人民币汇率的下一步？
徐滇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应当以我为主。事实上，只要人民币汇率升值，无论多少都会影响到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份额。那些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相差不多的行业就会失去一些市场份额，订单跑到外国去了。但是那些中国具有比较强的优势的商品，非但市场份额不会减少，还会由于汇率升值而增加利润。中国进口商品，例如原油，铁矿等越来越多，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是有利的。
张斌：应该看到，仅仅依靠汇率价格手段还远远不够，减少对创造外汇企业或行业的各种优惠补贴，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扩大政府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都有助于让中国经济不同部门之间的发展更加平衡，这同样是减少外汇储备不可或缺的手段。
(由于时间关系，王建对话部分未经嘉宾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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