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疯狂的“魔”

　　过去18年，中国乡村漫天飞舞的选票，不仅以选举的名义表达了民主对民意的尊重，而且改变了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级政府的任命加以确认的威权传统。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浙江，不但进步的力量超出我们的想像，暴力血腥黑金等等民主的敌人，也让我们瞠目结舌。所幸，“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专制的敌人”创设出新的制度，屏蔽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温州劲吹“贿选风”

　　过去的几年里，温州人的“常用词典”中多了“贿选”这个词。尽管严格界定贿选，是个异常复杂的事情，但乡村村社阶层的一般民众，还是将“新富”们用香烟酒席钞票推动的选举，笼统称之为“贿选”，并将广泛存在的贿选现象，描述为“贿选风”。

　　2002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同行来到据称“重灾区”的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此时，区镇两级联合成立的“贿选调查组”还没有撤离。在官方结论尚未作出的前夕，经由民间人士之口，我对这场被称为“温州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贿选风，有了“如是耳闻”。

　　以“票”易“票”

　　2002年夏天，“海选”村官这个中国乡村最大的民主政治，同时在沙城镇15个行政村启动。经历过第一轮“海选”的选民们，对选举村官已不像几年前那么陌生，新鲜的是他们的选票还可以和希图走向村政舞台核心的新富们“交易”。投票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收到了候选人送来的礼品。

　　礼品，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沙城镇，经常是35元一盒的中华香烟。沙城镇民政办公室一位姜姓公务员说，“候选人给选民们送几盒中华烟，是平常事。”姜的“平常论”在几位受访者眼中，的确很平常。这样的认识，跟一个在当地流传极其广泛的传言有关：选举期间，有的老板候选人用面包车装载一箱箱中华烟，挨家挨户送。含蓄的暗示一下说：“多多关照”，直白的当场便说：“谁谁谁叫我们把东西给你送来了，你们家几张选票一定要投给谁谁谁。”

　　记者跟七四村一位自称姓吴的选民求证，他想了想说，“听说了，但不是我们村的，究竟哪个村的我也不知道。”

　　据信，用香烟做礼品，只是第一轮预选前的准备动作，用来“热身”的。预选开始的时候，礼品由香烟变成了请柬。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喜欢套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说法来调侃选举：选举不是……，选举不是……选举就是请客吃饭。有人说，沙城镇的“九五酒楼”在那段时间内时常爆满，十几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一位村民向记者反映说，他略略算计了一下，“拉票酒席”中，他吃了27顿免费的午餐。有茶楼酒肆的老板感言，如果村官选举年年搞，那该多好啊！

　　第二轮正式直选，是村官海选的关键时刻。一些候选人的礼品迅速演化为真金白银。和“一箱箱中华烟”的传闻相似，我们还听说了难以考证的“一捆捆钞票”的流言：有候选人雇佣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也就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

　　贿选班底

　　在温州，村官候选人1/2左右是私营企业主。送礼品发请柬给钞票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生意忙碌业务缠身的老板们所能做得了的。再者，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拉票，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亲自上阵容易给竞争对手以口舌，授人以柄。所以，在“贿选风潮”中，人们总能见到一个活跃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核心成员多为老板候选人的亲戚朋友。一位信奉“钱财通神”的候选人，以5包中华烟加20张“老人头”的筹码，试图招募选区内几十个生产队长，组阁成庞大的贿选班底。

　　“贿选班底”的日常性工作是游说选民，负责派送钱物，以及监票。投票的时候，贿选班底的成员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目睹选票入箱。

　　据知情者介绍，贿选班底成员也不尽是打杂之人，个别成员甚至是捐献政治献金的老板。温州市下辖的永嘉县，一个能够摆平黑白两道的村长，在此轮海选中遭遇不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多少名气的年轻人。而据说，胜出者身后有一个贿选班底，大佬是一个实力雄厚的老板，负责参选的所有费用。

　　“贿选”大战

　　在沙城镇的七四村，候选人有很多，源自沙城镇民政办的数字是十几人。受访者说，这样的情况极易引发“选战”，或者“贿选”与“贿选”的较量。

　　沙城镇有个村，首轮选战后，有胜出者找落马者，奉上人民币数万元，请他率领追随者“倒戈”归降，在第二轮直选中为自己助战。

　　“贿选”战中，一些原本洁净的候选人被迫卷入“黑金政治”的泥潭。七三村一位候选人因为不肯动用“银弹”，终至于饮恨选战。这样的反面教训，迫使八甲村一位在首轮选战中高票胜出的“种子选手”，在对手的“银弹”攻击下，不得不于第二轮选举中使出银钱十数万元，孰料十数万不敌二十数万，功亏一篑。胜负之变，全赖“银弹”多寡。

　　选战结束后，被银弹击退的人财两空者，开始举报。举报信雪片般，由沙城镇一路向大湾区温州市飘去。沙城镇有关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情况可能没有传说的那么严重，但举报还是引起了区镇两级领导的重视，由人大、民政、纪检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入驻沙城镇，在一个宾馆里调查了很多当事人，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黑金政治”的土壤

　　“黑金政治”不仅仅存在于沙城镇。据调查，本届村委会选举中，温州市下管辖的两区两市两县均不同程度地遭受“贿选风”的袭击。村民自治前所未有地受到黑金政治的挑战。究其原委，有关方面以沙城为例分析了“黑金政治”存在的“土壤”。

　　从选民的角度看，富裕使得他们对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公务员姜少刚说，“这样子，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从贿选者的角度看，在“官本位”文化熏陶下过过“官瘾”者有之，不知道请客送礼是变相贿选者有之，把贿选当做一项投资者亦有之。

　　富裕了，想过过官瘾，在温州发达地区的农村是很多人希望的。在藏富于民的温州，有钱的要比有“帽子”的多，官“帽子”是稀缺资源。虽然“村官”并不在官员序列，但传统社会里村官的威权，还是让一些新富眼热。加之，村官由村民选出，无须对政府负责，有时候感觉像个酋长。儿女婚姻，也比寻常人家容易，因为谁当上村官，就意味着谁挤进了乡村上流社会。

　　请客送礼，在一些候选人看来，就是游说选民。在请客送礼已成社会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有候选人便将之视为游说的不二法门。

　　一位帮助堂兄策划贿选的

地产界人士肯定地说，视贿选为投资的新富大有人在。沙城镇的一些村庄，不少是城市里的村庄，处于温州市滨海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地带，村土村金。村官的权力，在土地征用、工程发包、集体财产借贷层面有很大空间。这位地产界人士说，“今年9月，温州市政府在沙城镇征用大量土地，仅七三、七四两个村，就征用了130多亩。政府征用土地给农民的补偿一般是十几万元一亩，但几经转手后能升值好几倍。”这并不是说，沙城镇新当选的村官们冲着这个来的，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动歪心思，是有空子可以钻的。外面的例子是，去年年底，瑞安纪委在塘下、新城等地排查了10多个乡村。“当时纪委查得手都抖了，几乎是一查一个准，一下处理了10多个村支书和村委主任。”瑞安一名市委官员透露，“暴露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工程发包、土地转让、挪用集体财产方面，这说明村官是有渔利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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