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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峰 张凤安
温州 杭州 上海报道
温州模式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谜一般的问题。
从1980年代初到现在，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相伴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模式作为一种“术语”的出现是必然的。当所有人都试图“摸着石头过河”寻找富裕的路径时，任何方法论上的成功都难免被善意地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于是，一种在温州被验证的路径就很容易被固化成模式，机械的理解并崇尚也就无法逃脱。
争论也正源于此。
但争论者是否都走进了温州的深处？是否将温州模式放在历史的背景中考察？从温州模式肇始之初，外界对温州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就相伴而生，而在种种的言词间，跳动着对温州和对温州模式的刻板印象。
从1980年代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到如今大力推行招商引资的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看似思路、手法迥异，但这背后的“推手”，却是殊途同归。
也许，真实的温州模式一直在被误读；也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温州模式。
“我没有推翻温州模式”
3月31日这天，温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接受了刘奇辞去温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同时任命邵占维为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邵占维曾经长期担任宁波港务局局长。很多人的判断是，邵占维之前的工作经历将对正在建设的温州石化基地大有裨益，而基于宁波与温州不同的发展路径，邵占维的到来，会与大力推行“腾笼换鸟”计划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一起，共同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和革新。
温州为什么要“腾笼换鸟”，王建满说：“我们必须要打破温州经济以小取胜、以多取胜、以价取胜、以量取胜的老格局，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
王建满选择的路径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2005年初，从杭州萧山转战温州，履新3个月后的王建满在温州烧起了“一把火”。他率领温州官员前往上海、嘉兴、杭州考察。
“正好是108人，我们笑称108将”，王建满回忆起去年的这个行动，感慨颇深。他说，这次考察主要是统一认识，解决温州招商引资的“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对不对”的问题。
返回温州当天，王建满召开“千人大会”。他在会上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
招商引资，对于全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来讲，也许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但是一位温州官员称，这在温州“史无前例，完全是破天荒”。
在王建满之前，温州政府主流的观点一直是：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
一时间，王建满被视为温州模式的终结者。然而王建满却并不这么看，他说：“我没有推翻温州模式。”
说到这里，他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在王建满看来，民营经济是温州的发展优势，但是不是只要民营经济就够了呢？
相反，王建满认为自己是在完善、发展温州模式。“我们的招商引资注重结构调整，温州丰厚的民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结构调整过来，所以，有钱不一定能把结构调整好，我们温州的招商引资，钱、量不是主攻目标，而是要解决温州粗放式增长方式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小政府”
对王建满的质疑多数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温州经济有95%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温州经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数年来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无为而治”。
“温州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他解释说，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而至于政府有为或无为，王建满认为并非温州模式的特点。他说：“要基于温州发展的历史阶段，政府该为则为，不该为则不为。”
有学者认为，从温州1980年代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开始，温州政府变成了一个小政府、弱政府，更多的人将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归结为温州模式的核心特点。
但袁芳烈说，说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这是贬低、不对的。我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
无为还是有为，一切基于时机。从这点来看，袁芳烈与王建满的观点是一致的。
今年已经76岁的袁芳烈精神依然矍铄，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的好。而每每谈起温州模式，说到当年的改革过程，他语速极快，许多施政例子随手拈来，恍如昨日。
袁芳烈认为，所有对温州模式的解读都忽视了一个历史细节：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一场同样来自政府的变革。用袁芳烈的话说就是“民主整顿吏治”。
“当年省委派我去，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温州的领导班子问题、组织问题。”袁芳烈这样回忆他当年南下温州的使命。这位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甫到温州后才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糟。
袁芳烈回忆说：“当时温州有两套领导班子：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都归省委管，谁也不服谁。”而摆在袁芳烈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市合并，必然牵涉到精简多余的人。问题是机关干部都去考虑这个问题，谁还考虑工作？
经过袁芳烈大刀阔斧地“民主整顿吏治”，建立起稳定、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力的政府保证。袁问道：“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
历史和现实开了个玩笑。至今绝大多数研究温州模式、忽视了这个细节，也使得温州模式“无为而治”得以流传。袁芳烈反问：“不发展叫什么温州模式？什么叫大政府什么叫小政府？温州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感慨：“无为也是为，甚至无为比为更加需要勇气和魄力。”
温州模式：镜像与拯救
被误读的何止是政府的角色。
多少年来，各样的言语构成了误读温州的两端：“神化” 和“妖魔化”。神化者以为温州人有点石成金之妙，妖魔化者以为温州人是毒蛇猛兽。
一个如炒房团、炒煤团，誉之者以为是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了当地的市场神经；毁之者讥之为市场经济的蝗虫，乱了一方的安宁，须先拿下而后快。
处于温州模式中的温州人，也难免被误读。只要是温州人，一律被视为富豪。
而显然并非真相。王建满说：“温州的文成、泰顺、永嘉、平阳等县，还有一些乡镇经济仍欠发达。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整个温州还有139个乡镇的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所有对温州模式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中，温州模式已经不属于温州。
温州模式只是活在镜像中。从这点，温州模式一直处于他者的视界中，而由此，如果要对温州模式进行拯救，力量也来自与温州之外的他者。
这也正是王建满的困境。
从袁芳烈时期便开始参与温州模式发展，其后曾经担任温州市发改委主任、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的马津龙认为，温州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的先发优势，但这只是体制外的改革优势。
他说，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动”。
但与王建满不同，马所说的“政府采取主动”是指，现在温州的先发优势不再，凡是可以靠底层力量推动的制度创新，在温州已经完成。现在温州遇到的创新，不是地方政府能左右，而是需要国家层面去推动。
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金融创新，一个是投融资体制。温州现在的民间资金达到2800多亿，怎样利用起这些民间资金，政府迟迟拿不出个办法。
拿金融创新来说，温州市2002年底争取到了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是三年时间快过去了，除了对浮动利率进行改革之外，民间银行等鲜有成果。
一位温州市的官员感慨：“如果不给丰厚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条正确出路的话，炒房团、炒煤团的故事还会继续发生。”
显然，要拯救所谓的“温州模式”，不能只靠温州，更大的力量来自于温州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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