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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人”、“固始人经济”、“固始现象”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官员型学者”。作为县委书记，他经历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碰撞和博弈，但他强调，县委书记别无选择，只有在各种利益的剧烈调整中勇往直前。
最近，郭永昌在接受采访和到各地授课中，“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曾多次采访过他的《经济视点报》、安徽《决策》杂志，联合对郭永昌的这些思想“火花”进行采集。
这些“火花”与众不同，富有价值，但也显尖锐。几经考量，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予以发表。
□经济视点报主笔 李万卿 《决策》记者 王运宝
郭永昌是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
作为县委书记，他显得非常“另类”。
2004年3月25日，固始县被河南省委赋予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同时被规划为河南省5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
13天后，郭永昌被派往固始担任县委书记。
到固始以后，郭永昌开始了他的“另类”施政：“我到固始，没带一个人，只带观念。只要有观念，一个地方就能发展。”
此后，郭永昌提出了许多新观念：对过去的事情不纠缠，对今后的发展不争论；只做环境不招商；把打工仔高高举过头顶……
观念一变，一切都会变。固始这样一个欠发达、在地理上又处于边缘地带的地方，发展速度却越来越快。
固始变了，临近的安徽要取“真经”。
前不久，郭永昌应安徽省委党校之邀，为安徽省各县(市)长授课，就招商、劳务经济、工业发展、三农问题等发表了精彩演讲。
郭永昌的许多观点，在安徽政界产生了共鸣。
此后，安徽《决策》杂志对郭永昌进行了专访；接下来，安徽许多地市媒体联合采访郭永昌。
最近，郭永昌又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发展是最大的腐败；失地农民无法生活，是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廉价劳动力是我们国家的利器等。
郭永昌说：“现在，我们的改革好比开着一辆饱经沧桑的车子，艰难地穿越各种利益剧烈交织的坎坷路径，而交通规则上写着：改革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发展要照顾弱势群体，稳定要压倒一切。油门踩得快了，就有可能翻车；紧急制动则可能会让我们过去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这其实不是进或退的问题，而是已经别无选择了。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们的行进也许更悲壮。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信心和勇气。”
郭永昌的许多观点很尖锐。作为一位县委书记，难道他不担心吗？
郭永昌说：“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政治开明，我不可能因言获罪。况且，我不是单纯发牢骚、出怨言，而是为了发展，每一句话都代表我的拳拳之心。”
利益调整与善待富人
郭永昌言论一：警惕有人用“道德”刺杀经济。
郭永昌言论二：现在有强大的声音来批评富人，只有极微弱的声音为他们辩护。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记者：您曾经说过：“改革是拿一部分人的利益给另一部分人，通过市场和政府调控手段选择一个相对较具管理能力的人，把利益分配权交给他。”当一些经济学家指责“改革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出血点太多”时，您又挺身而出，提醒人们警惕有人“用‘道德’刺杀经济”。是这样吗？
郭永昌：因为“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被抓作结，于是，就有人觉得改革的方向出错了。任何改革都会有失误，而且几乎不可能同时让所有人受益，大部分人受益就了不得了，怎么可能整体受益？所以，改革是拿一部分人的利益给另一部分人。
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大家都不敢搞了，说管理层或内部人购买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家想想，对于内部人，肯定有利益导向在里面，没有利益导向，他不会去购买国有企业。要承认，正是因为有利益空间，才会刺激内部人去购买。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对国有资产流失有意见，而应该是对流失的方式有意见——不公开透明、暗箱操作。其实，在我们搞国企改革的时候，即使按照市场化操作，对购买者都有公开让利的部分，也就是公开流失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公开了，所以大家就没有意见了。不给购买者利益空间，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句空话，人家还不如去建一个新企业。
国有企业宁愿像冰棍一样“化”掉，也不能让别人“占便宜”，这是一些经济学家的想法。但国有企业真像一个冰棍那样化完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棍子了还舍不得卖，生怕别人在这里面占了便宜，这就对了吗？国有企业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如果不改革，国有资产会流失得更快！但那样谁都不会承担责任。因为我把钱送给你是不道德的，但让这些钱“化”掉，我在道义上却不受谴责。这就是这些经济学家的道德！但这其实是用“道德”刺杀我们的经济！
记者：您曾说：“现在有强大的声音来批评富人，只有极微弱的声音为他们辩护。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如果说发展经济是做蛋糕，那么利益分配就是分蛋糕，社会上关于贫富差距的争论很多，您的观点是不是试图处理“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
郭永昌：利益分配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说“是个问题”，是因为大家感觉到贫富差距在拉大，在分配环节上有问题；说“不是个问题”，是因为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因为，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而贫富差距是绝对的。有人在改革前穷，改革后仍然穷，这不是制度原因，是个人本身的能力造成的，不能一看到贫富差距就去骂富人。一个仇视和排斥富人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成熟和文明的社会。不能盲目说“为富不仁”，只有富人才会成为善人，成为慈善家。“此地多奢华而民易生，天下多禁忌而民弥平”，富人多的地方穷人就少，富人少的地方穷人肯定多。富人的善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是把钱捐献给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第二，是富人的消费可以扩大就业，富人买一辆汽车，需要洗车、修车、加油等，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不管富人主观上多浪费、多奢侈，但在客观上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过去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认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而且，中国是个经济发展阶段跨度很长的国家，一边是金茂大厦，一边是坍塌的窑洞；一边是背着计算机周游世界的白领，一边是拿着鸡蛋去换盐的村妇。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靠发展，一定要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停下发展来讨论如何将富人的钱进行再分配。我们应该对富人宽容。还是那句话，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谁是“化”入城市的受益者
郭永昌言论三：政府经营城市是城市化的正确选择。
郭永昌言论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永远买不起房子的穷人。
郭永昌言论五：失地农民无法生活，是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
记者：您曾说：“政府经营城市是城市化的正确选择。”但是，对于政府经营城市，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说政府经营城市，就是靠盘剥农民的土地换取发展。他们的理由是，政府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只用几万元，但是会在市场上炒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元，认为是农民吃了亏。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郭永昌：这里包含一个基本问题：是农民让土地升值的还是政府让土地升值的？
答案肯定是政府，土地在农民手里几千年了都没升值，是政府的决策让土地升值了。现在，新疆、青海的农民手里的土地和几百年前的土地没有多大差别。北京搞奥运会，如果北京市政府决定把它放在城南，北京南部的土地价格会应声而起；现在，北京市政府把它放在城北了，城北的土地才会成倍往上翻！土地升值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房地产商，正是他们跟进政府，才会把土地的价格拉动起来。现在，对于房地产商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比如拿到土地的方式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当然，也有很多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一个网络经营者，圈10亿元的资金，你说他是网络英雄；而一个房地产商，赚10亿元你就说他是大鳄。这是什么道理？看看我们漂亮的城市，大部分不都是房地产商开发出来的吗？
记者：城市发展了，但依然有买不起房子的人。您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永远买不起房子的穷人。”您这个观点的产生背景是固始吗？
郭永昌：不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因为人们对拥有自己住房的预期太高，所以大家容易拿房地产价格开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永远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因为决定房价的是市场，不是任何一个人。房价高的时候，是富人买得起；房价低的时候，还有投资和投机者支撑着，会买更多的房子作为投资。况且，房价永远不会低到让所有的人都能买到房子。房价和猪肉价格一样，它是高还是低，市场说了算，政府说了不算。5万元一平方米只要有人买，这就是合理价位；500元一平方米，没有人买，这个价就高了。
记者：您说，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历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化”到城市的，是失地的农民。“失地农民无法生活，是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为什么？
郭永昌：有多少农民因为失地而生活水平下降了？应该承认，有失地农民生活无着的情况，那主要是前几年每个乡镇都搞开发区，不是因为城市化而是人为圈地的结果，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城市化推进得太慢了。真正因为城市的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其实都会提高。
有两个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第一，城市的郊区，还有几个农民在种地？第二，在农村，谁的土地多谁穷，庄稼种得好的不一定是最富裕的。以固始为例，南部是山区，农民人均土地不到四分地，而且生产条件极差，大部分人都放弃土地进城了，现在80%以上的农民都住上了楼房。北部是平原，人均耕地在2亩以上，因为土地把人拴在家里，有很多人还住着土坯房。10年前，我们固始县城只有8平方公里，现在是35平方公里。在这10年的时间里，进入城市的大部分人都是所谓失地的农民。
“人矿”与文化
郭永昌言论六：廉价劳动力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
郭永昌言论七：一个地方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人矿”。
郭永昌言论八：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除了资源、体制、机制外，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经常思考，经常在寻找转移的路径，您认为：“廉价劳动力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这个观点是不是固始经验？
郭永昌：这个观点是固始经验，也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中西部地区的必要选择。
有一次，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讲到一个观点，说中国还要在世界产业分工的下游埋头再干20年。招来了一片叫骂声，说中国不能再靠劳动密集型企业，靠盘剥我们的廉价劳动，去喂养那些发达国家。更有人说我们出口一亿条裤子所赚的钱才相当于人家卖给我们一架波音飞机，太不划算。这些人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我看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龙永图的道理更对。对于像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来讲，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直追世界产业分工的上游。而对于那些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很多老百姓的救命饭碗。一个月800元的工资，对于大城市来讲确实是低了，但对于那些偏远的农村来说，一年的工资就是他们10年的收成。中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拼搏，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想想这些政策，让多少人脱贫了致富了？如果把这个取消了，这些好不容易进城的农民，靠什么生存？所以，廉价劳动力于国于民，目前都是一件好事。
记者：早一段时间，您在安徽省委党校为安徽省各县(市)长授课时讲道：“一个地方的发展，最主要的不是金矿、煤矿，而是人矿。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不是资源和区位，而是人的观念。”为什么？
郭永昌：中国各地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确实有些地方有矿藏，有资源，有区位优势，率先发展起来了。也有很多没有任何优势的地方，也确实没有发展。这样的差别，成为一些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的借口，说没有发展的优势，因此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没有优势的地方，也有发展起来的，如温州。有优势的地方，也有没发展起来的。那么，在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矿藏还是人？我觉得，是人，是人的观念。一个地方的领导，除了要善于挖掘“煤矿”，还要善于挖掘“人矿”。钱和人比起来，人最重要，只要有人，有肯动脑筋谋发展的人，就会有钱。欠发达地区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上下级之间互相指责，上级说，我把一个县交给你，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下级说，有权的部门你都收上去了，包袱扔给下面，我们怎么发展？所以我觉得，影响一个地方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人的观念这个瓶颈。
记者：在谈到资源问题时，您一再强调：“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除了资源、体制、机制外，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您认为，我们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学家，看问题总是从经济本身出发，动不动就罗列一大堆数据和国外的经验，从来没在文化上去找原因。文化也是资源吗？
郭永昌：春节期间，我们去北京看朋友，就发现大部分北京人节日期间就猫在家里，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上网，几乎不出门。如果你到广州，就会发现大多数广州人倾巢出动，从早茶开始，一直折腾到宵夜还意犹未尽。两地文化的不同，他们的企业也有区别。北京人爱思想，爱刨根问底引经据典，所以他们的企业是思想型的：研发中心、策划中心、各种中介机构等；广州人爱折腾，敢闯敢试敢冒险，他们的企业是行动型的：日用品生产、食品加工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组织到各地参观考察，一个地方何时能完全克隆另一个地方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克隆不了？就因为文化基因不一样。
在我们固始，固始文化对固始的发展起到了99%的作用。我在漯河市汇源区任书记时，就一个区，有很多大企业，我只做好配套服务和部门协调就可以了。漯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们的归属感较弱。固始就不同了，人口多，有160万人；公元26年立县，文化底蕴丰富，近2000年的传承，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人们的归属感很强，有“我是固始人”的观念，亲戚关系复杂，非常看重人情。固始人有“四大”：一是大气，吃穿用最讲排场；二是大局，县里搞拆迁建设，只要讲清楚，都顾大局；三是大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固始人善于和固始人合作，几十年不变；四是办大事，固始人出去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挣钱，而是当老板。固始50万劳务人员，有1/3的人在做老板。东莞市有500多家千万元以上规模的企业老板是固始人。北京市每年的再生资源回收有150亿元，固始人做了120多亿元。
所以说，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除了资源、体制、机制外，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谋发展是最大的腐败
郭永昌言论九:不谋发展是最大的腐败。
郭永昌言论十:农民洗脚进城，在城市一个月学的生存本领，比在农村一年学到的知识都多，再回到农村的农民就成了理性的经济人。
记者：腐败问题历来是社会的一种顽疾，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党也是一个考验。在发展与腐败问题上，您多次表明过自己的观点：不谋发展是最大的腐败。为什么？
郭永昌：中国目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未能同步进行，所以，“一半身子在市场经济的阳光下灿烂，一半身子在计划经济的阴影里徘徊”。
腐败问题的确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顽疾，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党确实是一个考验。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影响我们党的形象。那就是干部的守成思想，无过就是功，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从来就不考虑发展。这些人从走路到说话，基本都是一个模式，张口就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健全机制”。一个干部腐败了，损害的只是局部利益。而一个坐失发展良机的干部，损害的则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我确实觉得不谋发展那是最大的腐败。
记者:还有一个关于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您也思考了很多，并且正在实践。请谈谈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看法和思路。
郭永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问题不是农村、农业，而是农民。农民问题不解决，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我看只有到了开汽车的人到农村种地，种地的人到城市开汽车时才能实现。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希望能引起中央和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那就是，我国农村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拐点，它的主要标志就是缺工。不但欠发达地区缺，发达地区也缺。现在农村很难再找到年轻人，而一家有一个人进城，就基本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或者趟开这样一条路子，比给农村N亿资金要有用许多倍。
对于新农村建设，我的观点与中央政策是一致的。但我觉得更应该把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的次序颠倒一下，把农民摆到第一位，也就是把“人”摆到第一位，我们一定要挖“人矿”。中央的惠农政策越多，恰恰是农民进城务工的最好时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要抓住机遇，把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农民洗脚进城，在城市一个月学的生存本领，比在农村一年学到的知识都多，再回到农村的农民就成了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从城市带回新观念，必然会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走的多了看的多了，他们就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怎么建。他们有了钱，有了观念，肯定知道怎么盖房子，该不该洗澡和用抽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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