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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明三 北京报道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前副局长、政协常委汪纪戎在大会发言，建议建立生态补偿整体框架。
她的设想是，通过上级对下级、国家对地方的纵向公益补偿，区域之间、上下游之间
横向利益补偿和对资源要素管理进行部门补偿等三种方式，逐步实现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生态补偿。
“到今年8月，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最终的书面成果。”3月22日，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对记者说。
作为“中国生态补偿机制政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任勇透露，研究成果将作为政策建议直接提交国务院。
政策构想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地方对政策的需求非常强烈。”任勇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现在是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进行整体考虑的时候了，首要的是界定责任主体。“主体界定不清，政策就缺乏针对性。”
按照他的构想，生态补偿对象凡是属于公共物品的，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市场产品的责任主体则比较明确，由开发者承担。
任勇设想，将生态补偿分成以下几大领域：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大江大河(七大流域)、中小流域、661个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补偿、经济转轨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些领域不存在孰先孰后、谁轻谁重的问题，根据问题的难易和迫切程度，我们建议城市饮用水源地、中小流域和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态补偿，可以先行开展。”任勇说。
他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审批《生态功能区划》。“十一五”规划纲要根据资源环境容量划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功能区。“如果区域划分不能明确界定，地方工作就没有靶子。”在任勇看来，功能区划定以后，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也要随之改变，一系列相关政策都要配套上去。
但是，对于仅依靠行政手段实现生态补偿，汪纪戎还是心存疑虑。她的理由是，破坏生态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地方的政绩冲动；进行补偿时由于部门分割、空间分散、行政色彩浓厚，管理成本趋高，往往难以到位；且补偿受益者与责任主体脱节；多渠道的补偿办法又不与生态绩效直接挂钩，投入效果大打折扣。
如何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汪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建立生态补偿的整体框架，以多种补偿方式、手段和途径，逐步实现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生态补偿；二是调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直接用于生态保护的比例，加大对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的支付力度；三是对西部输出的资源、能源征收生态补偿费，设立西部生态补偿专项基金，重点用于补助资源、能源开发后的生态修复；四是修改环保法，理顺环保基本法和其他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建立统一、协调、完善的自然资源生态利益补偿制度，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
“生态补偿既有政府手段，也有市场手段，但整体上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任勇总的设想是，政策框架一定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盘子内去考虑，才能为主流所接受，具备可行性、可操作性。
地方探索
在国家环保总局考虑对国家现有补偿政策进行整合的同时，各地政府也在辖区范围内进行适度探索。
“国家发改委已经答复我，将抓紧研究并尽早启动官厅、密云水库上游的水权分配试点工作。”3月23日，来自张家口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白俊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开创性工作。
任勇证实了白俊杰的说法，“现在，北京市政府正在与有关方面商讨建立长效的、机制化的补偿办法。”
白俊杰曾任张家口林业局局长，现任职于张家口市政协。去年“两会”期间，他就提出了“建立张家口环北京水资源保护与长效利用机制”的建议。
作为北京城市用水的水源地，张家口从2003年起辖区内五大水库连续三年向官厅水库和白河堡水库集中输水，三年累计输水2.592亿方，其中大部分都是压缩当地农民的灌溉用水。
“以目前0.15元/立方米的最低水价计算，这五座水库(共有职工300多人)去年直接经济损失750万元。” 白俊杰说，按入库水量0.1元/立方米的水费补偿标准，这些水库难以维持正常运行。
由于地处水源上游，张家口许多工业项目不能立项，地方经济发展受制，但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从北京得到任何补偿。1995年，北京才开始向承德、张家口支付水源涵养林保护费，每年200万，现在提高到了1800万，给张家口的水土保持费用也增加到800多万。
白俊杰提出的补偿方式是明确初始水权，上下游通过协商，对水权进行有偿转让。上游的农业灌溉用水转让给下游成为工业和生活用水以后，上游农民即能以这种方式取得经济补偿并转变产业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补偿机制不仅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政策，也是解决社会公平、协调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水资源所博士沈大军说。
与北京类似，通过政府间协商进行的小流域补偿，在各地普遍存在。比较成功的如负责给广州、深圳和香港供水的东江流域，协调建立了流域上下游区际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广东省每年拿出1.5亿元，交给上游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
浙江则制定了《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对补偿对象、区域、补偿办法，都做了明文规定，除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开发了水权交易、异地开发等市场化补偿机制。
“这里面有很多好的做法。”任勇特别赞赏浙江的实践，“但是如果中央没有一个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下面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涉及到跨界的问题，中央不搭建政策平台，地方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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