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之十一五规划

　　珠三角仍是“金三角”之一

　　上兵伐谋，谋定而后动，向来是中国政府制定及实施五年规划的圭臬所在。细览刚刚公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今后五年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号角已经吹响，“十一五”的宏阔叙事已经开始，中国新 棋局将可从容演绎。

　　参与“十一五”规划起草工作的有关专家表示，虽然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到“泛珠三角”，但并不表示国家不重视不支持这一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而且不管有没有纳入国家规划，港澳与泛珠三角其他地区的合作都不会受到影响。多次参与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表示，“泛珠三角”的概念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正确的，这也是“泛珠三角”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没明确提到“泛珠三角”，但已将珠三角城市群列为国家新一轮财富增长的三大战略平台之一，与长三角、京津冀共同构成带动中国继续高速发展的三部核心动力引擎。“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认为，珠三角应进一步发挥 “南下北进”作用，“南下”就是和香港、澳门甚至东盟开展分工合作，“北进”就是加强对中间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认为，内地要在体制上大胆创新，以利促进珠三角尽快实现经济一体化，并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了，珠三角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就将会大大提高。

　　香港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专辟一章就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作出说明，其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香港在全国发展“一盘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国家经济规划首次把香港特区的因素考虑进去。

　　在“一国两制”方针下，香港特区不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不纳入规划之内，但这不等于两者关系不能配合或不需配合。除了具体的公路等基建项目之外，“十一五”规划专门辟出一段，强调要加强和推动与内地交流合作，重申继续实施CEPA政策，承诺加强与内地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明确表示支持香港保持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由此可见，国家在全力支持和由衷关怀香港的同时，亦十分重视香港在国家发展全盘大局之中的独特地位，希望充分利用香港之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事实上，香港在长期特殊的发展历程之中，积累了不俗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在市场经济运行、管理和国际网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拥有内地其他城市难以取代的地位。在国家发展到新阶段的今天，虽然香港面临诸多竞争和挑战，但其优势仍然存在。借助香港的优势，对完成“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些指标或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例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开展国际合作等。历史证明，“国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国家更好”，香港的发展和命运从来都是与国家休戚与共、紧紧相连的。我们从“十一五”规划还可以看到，香港已被放在“率先发展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规划格局中，香港的辐射空间已不只在珠江三角洲，而是蕴含无限发展空间的内部腹地。

　　如何更好地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寻求城市发展定位，强化区域合作，加速经济融合等，是当前香港企业家需要研判的重要命题。只要积极参与其间，很好地配合“十一五”规划的落实，在贡献国家的同时，企业家自己也会实力倍增，持续发展。

　　中央从国家规划的高度首次明确肯定了香港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份厚重的礼物，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面对这一重大历史机遇，香港应当主动广放眼量到内地、广开思路融入内地，力争成为中国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引擎之一。香港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对香港的支持是巨大的，然而，我们绝对不可能想象在未来五年内地其他大城市会“躺倒”让路给香港去发展。写入“十一五”规划，只能反映国家对香港未来继续保有三个中心地位的一种期许与肯定，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保证，竞争仍不可避免。香港企业家要充分享受蓝图之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优势，集中全力融入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否则纵有“十一五”规划这盏明灯，也可能落得个向隅而泣。

　　民企应及时捕捉新能源商机

　　中国唯GDP是从的发展“风向”已然转向。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能耗指标与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并列，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目标之一。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处于重化工业阶段，将面对城市化进程加速、居民消费升级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等情况，如果不采取一切措施降低能耗，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变得无以为继。政府即将启动的跟踪1000家高耗能企业计划及“十大节能工程”的落实，在这一背景下都非常重要。考量“十一五”期间的重点节能领域，工业、建筑和交通三大领域十分关键。到2020年，工业部门仍是最大的用能部门，工业部门节能应实行技术进步与调整行业、产品结构相结合。但从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工业耗能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低，而生活和交通运输的能耗会提高，因此“十一五”期间必须十分重视建筑和交通的节能。对高能耗产业盲目发展说“不”，有对当前经济趋热的担忧，更有着眼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远考虑。事实上，珠三角乃至国内多个地方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增长都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基础上，所以能耗指标列入中国宏调目标，对诸多民企有着深远的影响。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更是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春风。一份由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持的报告指出，2020年之后风电将超过核电成为我国第三大主力发电电源。中国风力发电成长空间巨大。和德国风电占总发电量5%、丹麦风电占总发电量20%的比例相比，我国不到0.2%的风电比例明显偏低，并且国内入网型风电场建设明显滞后，在入网问题和入网电价问题解决后，风力发电行业和风电设备制造行业将面临一个建设高潮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吴桂辉也说，中国将大力发展风电、水电、核电，最终逐步取代煤电。发改委已确定了风力发电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东北、华北北部、西北、东南沿海一带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建一批1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电厂，在风力资源较集中的河北张家口、坝上、江苏沿海、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建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电厂。政府将再出台相关政策对风电投资实行倾斜，太阳能在中国也还存在小规模开发等瓶颈，民企应当及时捕捉其中商机。

　　两会话题之两税并轨势在必行

　　两税并轨有望2008年落地

　　对于两税合并的提案，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今年两会期间向记者表示，财政部对此早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路，同时也一直在研究推动尽早统一，由此减少的财政收入将通过其他方面的增收来解决。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表示，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现行内、外资分别适用的两套所得税法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建立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规范、透明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税收环境。在去年12月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立法计划获得通过，企业所得税法被列入了2006年内初次审议的法律草案中。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计划，企业所得税法将在8月份开始一审，年底前有望进行三审，目前财政部已牵头起草有关草案。相关人士乐观地预计，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有望在2007年的两会期间进行表决，最早2008年开始实施。

　　二免三减与赢利起征催生假外资

　　总的来说，外商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纳税义务的确定方面，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普遍享受二免三减政策，这个政策还不是最核心的问题，二免三减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内资企业要求它计税的时间应当是从它企业创办之日起，比如2005年4月1日成立企业，2005年4月1日往后延一个月，到4月30日办好税务登记，2005年5月1日开始纳税。外商企业不是这样，自企业赢利之日纳税。可能跟税务局说我可能三年不赢利，三年之内不纳税，三年之后纳税的话，就加上几年免征，可能是纳税是8年，企业进行资本运作也好都可以，在这里可以长期不赢利，赢利以后可以二免三减，到第8年企业倒闭。我重新注册企业又来这么一个过程，三搞两搞十几年不用纳税。从上世纪80年代引进外资开始到现在，加在一起大概有150万家企业，根据税务的调查，其中40%左右没有正式或者正常纳税，包括有些偷税、逃税、假投资的、跑掉的，还有一些目前存在的，但是没有达到纳税水平。这种办法的实施是导致这个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规范税制角度讲，我们不说内外资所得税政策统一，税率相等，对这些细节，征管上的细节，过去对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宽容政策，也要进行修整。比如内外资的纳税义务应该是同等对待，要从企业注册日起计算，都应该这样，如果按照赢利之日起计算，大家都应该这样。一般情况下，你注册一个企业你可以不赢利，但是不赢利不等于不申报。我们建议在内外资所得税合并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税制的改变，要注意征管的政策、征管手段、征管方式要进行调整，否则从法律层面和规范方面来讲，两者之间还会产生新的不平衡的隐患。二免三减导致税负上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存在着有利润空间，既然有利润空间，有人就必然钻这个空子，特别是现在内资企业都在做筹划，筹划很大方面怎么样寻找税收制度上的漏洞，如果有这个漏洞，必然会有人会钻这个漏洞，既然你法律上存在这些漏洞的话，所以这种假外资是很难避免的。因此要消除这种现象，要从法律上加以严格规定，把这些漏洞尽可能堵塞掉，这样才能够避免这种假外资。其实这种假外资，对内资企业来说并没有实质的影响。如果通过两税合并，通过在待遇上把两者拉平，在很大程度上假外资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部门利益不一阻止并轨步伐

　　一个国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有两种制度，这本身是不正常的现象，这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企业实行了所谓超国民的待遇，对另外一部分企业实行非国民的待遇，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之下，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内资企业相对而言，会置非国民待遇的地位。从公平角度来讲，二税合并的理论价值无庸置疑。两者的立场是一样的，出发点不同，因此会导致合并过程中具体措施、手段、方法采取的不同。实际上部门之间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每个部门关注的角度有一些差异，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来看，确实是从税制完善的角度，而且认为内外两套所得税制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当初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情况已经变了，现在再继续保留两种税制应该说弊大于利。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对国内企业在税制上的不公平，会大大压抑国有企业或者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因此,中国的主力军是国内的企业，怎么样能够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两税合并，通过在政策上的一些协调一致和统一，对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有的地方不一定起到好作用，就国际关系而言，我们给他们的税收优惠政策，他们承认，比如我们征30，或者补15，等等，他的便宜被外国占走了，这个企业没有得到好处。有些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税收优惠政策，而是看到别的环境。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第一看中国宏观政策，第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第三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第四个才是税收政策。在税收这样政策的取向到底能够占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应该有一个估计。换句话说，我们既要看到内外资企业有这样的差异，同时还要看到这个税收是有限的，一味地给优惠，实际上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财政能承担税改成本

　　根据税务部门的测算，去年东北增值税大概可能减除50亿元。以此计算，全国推广增值税转型的成本大约是600亿元，目前财政收入情况是可以负担的。增值税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虽然短时间内会对税收有影响，但是这项改革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有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也是对税源的培养。同时适当降低企业的税负，让企业的税收负担日趋合理，企业逃税的状况将有所缓解，有利于降低征税成本。事实上，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积极作用已经逐渐凸现出来。国家税务总局人士不久前表示，增值税转型改革，起到了鼓励增加机器设备投资、加快设备更新改造的作用，带动了东北地区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与发展良性循环的态势初步显露。同时，税务部门已经对增值税转型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了准确的把握，为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两税并轨不会影响我国吸引外资

　　毋庸讳言，两税合一也有可能带来一些我们并不期望的副作用，有关部门之所以对两税合一疑虑重重，就是担心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可能严重冲击我国的招商引资工作，毕竟外资对我国的就业、资本形成、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等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而周边国家的招商引资竞争力度正在加大，美国还通过了《本土投资法》，鼓励其企业海外投资利润回流，如果不维持甚至加大对外资的优惠力度，恐怕外资会减少，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根据不久前发布的统计数据，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担忧。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担忧实质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可以化解的。左右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是财税优惠吗？在2005年6月23日发布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近期发展》报告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决定跨境直接投资流向的首要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国际之间如此，一国之内同样如此。2004年东亚经济体宏观经济欣欣向荣，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屡创佳绩；西欧大陆国家宏观经济疲软，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也萎靡不振，原因就在于此。

汇率是决定跨境直接投资流向的第二项重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结构性因素也有利于他们吸收国际直接投资。首先是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不仅是在选择低成本的生产地点，而且越来越多的是在选择接近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人口众多且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家更能够得到外资的青睐。其次，放松管制、监管体制改革激励了投资者。第三，国际贸易领域的重大变革对国际投资者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其中尤以中国入世和国际

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影响最为重大。在上述决定因素之中，并无财税优惠措施的地位，单纯依靠财税优惠维持外资流入未必能够奏效。

　　两税并轨东南沿海大可不必担心

　　现在大家所说的东部沿海地区对两税合并并不是很积极，他们可能有一些担心，担心优惠政策今后的走向，因为过去都是以区域优惠为主，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有很多国家赋予的权利，今后这种区域性的优惠政策的基点可能会作调整，我们可能经常更强调的是产业优惠，对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这种优惠的力度加强，而地区优惠恐怕更多的体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毕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基础，这个时候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缩小地区差别，关注的是中西部地区怎么赶上来的问题。如果优惠政策的趋向从过去单纯的以地区优惠为主过渡到以产业优惠为主，以地区优惠为辅这样的政策条件过程中，东部沿海就会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担心。他们应该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做好应对的准备，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渡过这个问题。沿海地区的战略转移的考虑是对的，深圳特区现在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比如前二十年他们靠地区优惠政策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的高度，现在香港回归以后，开放窗口是香港，深圳被边缘化，当地在人才优势上和上海、北京比没有特色。如何保持竞争的优势的态势，如果前两年靠税收政策的倾斜能够带动发展，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应该靠它使得整个地区的竞争的不改变。比如产业链的形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才引进等等。最近上海、深圳等地方，它们在这方面放宽了尺度，以上海为例，引进人才，大学毕业，具有专门技能以上；深圳条件好一些，它说在硕士以上，这方面的趋势在今后竞争过程中更注重人才，单纯依靠政策优惠、减让等等方面造成的经济发展可能更持续，更有潜力。

　　(本栏内容由研究院情报分析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