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如何增强新农村建设成效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农业部部长陈耀邦访谈

　　《周刊》：新农村的建设依靠什么样的路径来完成，政府、农民和社会如何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

　　陈耀邦(以下简称陈)：最近有三句话，尽管不是那么全面，但基本可以概括这个建设 思路。这三句话就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和“社会参与”。政府主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支持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在财力方面要有一定投入。从稳定生产来讲，必须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农业基础设施的增强问题，国家就要安排农田基本建设投资。

　　经过政府引导，在符合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就要变成一个“农民主体”的事情。只要是农民愿意干的，他也会有投入。比如说修路，农民要投入劳力，修建路坯。国家补水泥，补沥青，把路铺起来。前几年，农民一年投61个工。1个工10元的话，那是610元，农民投工相当于610元的基建投资呀，这个钱是很多的。而且，农民参与就会爱护。

　　“社会参与”，少量是捐助性的资金，但这不是主要的，而且是对贫困地区。最主要是发展农村经济，推行

农业产业化，发展“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模式。发展现代农业，要搞很多属于储藏、加工、流通的设施。这些设施国家没有拨钱，但是搞现代农业必须的。谁来投？这些有效益的投资就要鼓励企业家来做。现在我们有不少企业已经这么做了，比如说冷藏设施，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就可以用“企业＋农户”的方式来搞。此外，一部分本来是农业的生产设施，但是特殊需要能够产生效益的，也可以引导企业来做。比如说搞温室，搞大棚。还有一些稳定生产需要的土地平整，灌溉设施等。类似这些都属于社会参与，引导企业家参与，并且要帮他找一定的社会资金，包括银行贷款。对于投入很大，短期收益少的一些企业，还要安排一定的“开发性贷款”。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这种贷款。我这次也写了个提案，怎么解决农村建设资金，其中就有一个农村应专门发放开放性贷款，或者有收益的基础设施的政策性贷款。政策性贷款国家都要有扶持的，比如财政要贴息。这都属于社会参与的部分。通过这三个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物质建设方面的问题。

　　《周刊》：如果说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导，主要是财力上的投入，那么政府现在在这方面的财力投入如何？

　　陈：我们当然希望还增加，这当然看国家财力，以及财政二次分配中，国家能够往这方面转移多少。从现在来看，国家财力支持肯定是增加的。但我估计这个速度会由慢变快。因为最近两年政府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减少国债。我知道，今年国家发改委有关农业的基建投资，因为国家对发改委的国债部分减的比较多，财政补的不如国债减少的多，所以发改委预算内的基建投资和国债投资加在一起，由他安排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规模是减少的。但是，总量减少的前提下，发改委安排在农口的基建投资是增加的，只是没有增加很多。也就是说，总量略有增加，比例有所提高。过几年，国债维持在比较平衡的状态，规模减少了，那么每年财政增加的部分就可以都给农口，农口的投资就会增加。

　　国家投入农口的基本建设资金还有一个来源是财政部。财政部的综合开发资金可以投入农村基本建设，扶贫那块也可以用在贫困地区的基本建设上。这两块我估计可能都会增加，但是增量不会很大，因为总量是有限的。还有一个是属于社会事业的基建投资，比如学校、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等。据说1/3的农村学校都有危房问题，80%的农村医疗机构需要更新或增加设施。所以，这方面的投入肯定会加强。

　　《周刊》：在农村经济建设中投入量最大的还是基础设施，这个投入规模能有多大呢？

　　陈：我们还没有认真算过这个账，但是有专家估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累计投入量可能起码超过1万亿元。现在每年投入多少，能投多少，很难说。但最起码投入1万亿，才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比较稳定，使农村里面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农业生产、生活基本设施基本满足。这不是一个高标准的投入量，不能指望以盖新房子来衡量，但最起码农村的行路难、用电难、喝水难的问题能够解决。现在，我国约有4万个自然村没有通路；2000万人的用电没有解决；还有1亿人喝不到干净、卫生的水。这些最紧迫和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问题要首先解决。所以，国家的财力投入是有倾斜的，要通过中央财政的二次分配和地方财政的二次分配来解决地区的不平衡问题。贫困地区，条件差的地区主要靠中央，投入力度就会大一些。东部地区比较发达的地区主要靠自己解决。

　　总的说来，国家财力投入新农村基本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发改委的基建投资，估计今年总规模1100多亿元，按照往年农口占39%的比例计算，今年发改委可用于农口(农、林、水、气)的投资约有400多亿，但这其中包括水利建设和退耕还林等资金。另一部分是财政部的资金，包括综合开发，扶贫基金和对社会事业(如学校、医院等)的投入资金中农口所占的部分，大概有200亿元的规模。

　　《周刊》：如何能够保证国家投入的资金真正用于农村建设，减少跑冒滴漏？

　　陈：实际上国家投入的资金到地方有两种渠道。一部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由国库直接支付到地方乡镇，以防截留和挪作他用。另外一部分是通过部门下发的。所以就要有一个统一的农业基地建设规划，搞优质水果、蔬菜、棉花等的基地，不然就保不了城市需求。农业基地建设就是由农业部来执行的，它站在中央的角度，解决省间的大市场的需要。比如说北京的牛奶，不能指望农民提个桶来卖呀，要通过大的牛奶基地，大的企业来集中加工供应，这些基地的建设不能下放到乡镇，只能由农业部掌握。同样水利部大的灌区，几十万亩的，上百万亩的，乡镇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来管理。所以两个渠道都有，一部分各部门自己管，一部分通过转移支付。一年哪些放在自己部门，哪些放到下面去，有一个改革的过程。但总的方向是尽量多一点直接放到下面去。

　　《周刊》：重点把握好了哪些环节，才能更有利的推新农村建设？

　　陈：要研究农村经济问题。一个是怎么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调整农村结构：一是要把握好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平衡；二是第一产业本身的结构，要尽量发展不用土地的产业，比如说畜牧业；三是种植业内部的结构，维持粮食基本平衡，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经济作物。

　　另一个是解决好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劳动力输出基地。最近我们在广东

东莞了解到，培训过的农民工人数不够，没有经过培训的排队等待上岗。所以，对农民工的培训很必要。现在很多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由财政部投入一部分资金，地方财力再配套一部分资金。大体上培养一个农民工的费用是300元，周期约半个月到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