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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没有自主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所谓“世界工厂”，就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的利益，就不能改变“国际打工族”的地位;没有源源不断的自生技术来源，中国也
很难来立足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凭借技术、品牌、规模等优势而成为所在行业产业链的系统集成者，占据了价值链的“皇冠”地位，分享更多利益。全球工商体系的制高点，几乎全部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占领，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包括中国企业要在世界崛起，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德国杂志《欧览》2005年第九期报道了2004年德国巴-符州机械行业的一项调查，称中国纺织机械企业几乎都没有类似德国的企业研发中心，没有专业试验设备进行基础研究，甚至从策略上也不具有成为技术创新者的条件。调查的结论是，中国机械制造业薄弱的技术开发水平，使它们在近期内不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不久前，韩国一驻北京记者在《新中国的速度前进》书中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只管开发这座工厂里制造产品的技术就可以了。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就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培育成庞大的研发中心”、“只要我们保持高档次的技术优势，只要我们保持‘韩国的产品价格虽贵但质量好’的形象，中国就永远是我们的黄金市场”。
这些震撼人心的语言应当使我们警醒，中国经济必须有自己的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没有技术实力就会受制于人。
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迅速改变着全球的产业结构、企业竞争格局和利益分配，技术成了决定国力的最基本因素。中国企业应该对科技对产业及企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企业终究要生存、要利润，只有建立成功的技术创新能安全地获得应有高回报的政策环境，企业才会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才能产生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
关于自主创新，我有以下几点政策思考：
技术引进的“两种选择，两种结果”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路线，这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跨越战略。例如，三峡工程从引进技术、合作生产到“以我为主”制造特大型的水轮发电机组，就是通过引进而缩小技术差距的较好案例。但是，这一政策目标在更广范围内并没有很好实现。不少企业通过一次又一次技术引进，最终掉进了技术依赖陷阱，以技术换市场的政策目标没有很好实现。
实际上，技术引进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种是仅为使用而引进，另一种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由于企业机制上的落后和引进“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肯于在技术引进上多投入，而对消化、吸收却吝于投入，似乎是“远水不解近渴”。
企业企图依赖引进技术来构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而打造国际竞争力是不可能的。要明白:引进了技术并不等于就有了技术能力;引进技术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技术创新的水平。即便可以通过委托开发等手段“买断技术”，比如中华牌汽车的技术产权是我们的，但是如果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那也只能落得“有产权，无知识;有技术，无能力”。
技术可以购买，但是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技术引进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可能缩短技术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和学习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引进只是走向更高技术平台的一个阶梯。
引进和发展本地企业的关系
现在很多地方和企业对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的热情很高。但是要清楚地知道:不仅需要引进技术，更应该倡导技术学习;不仅需要引进外资，更要培育本地企业。
利用外资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重要的是要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而创造的软硬环境。就是与外资要求相适应的环境，如配套基础设施、更高的政府办公效率、相对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产业链等等。实际上，这些软硬环境既可以被外资所利用，也可以被本地企业所利用。
其次，外资进来之后还会带动供应链、产业链的聚集而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此外，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如注重对人员的培养、高的管理水平等，会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对本地企业产生良好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如果本地企业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外资企业会因为舍不得已存在的良好配套条件和不愿支付更多的转移成本，而延迟流出的时间。
对“世界工厂”的冷静思考
现在国内外都在谈论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尽管中国外贸依存度2005年已经超过了70%，但是还是在不少制造业的产品数量上成了世界第一，例如钢铁、制鞋、纺织、服装、玩具、电视机、显示器、手机、硬盘驱动器等等，然后中国就是真正意义的“世界工厂”了吗？
中国这个“制造中心”和历史上的制造中心存在本质的区别。历史上形成的“制造中心”都有鲜明的技术创新的内涵，具有“人无我有”的性质，高效益、高积累的特征。其共同特点是除了资本的积累之外，就是都经历了科学技术上的突破、管理科学上的创新和技术人才、高素质劳动力准备。
今天，已经进入垂直化国际产业分工时期，现代国家分工中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一些科技创新国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商业模式转换，并将其成果向生产制造国转移;而一些生产制造国则投入大量的资源、支付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专注于加工、组装、包装以及产品的区域市场适应性的设计和改进，并且把廉价的产品流向全球;与此同时，大量的财富则通过多种途径由生产制造国流向科技创新国。这就形成了极不均衡的“技术流”、“产品流”和“财富流”。
中国是“世界工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还只是低水平的“世界工厂”。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外资控制着增值幅度最大的技术、重要零部件和品牌、销售渠道的“外资工厂”群，是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绝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终极目标。
客观分析“高新技术”产业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的IT行业产品出口额已经达到了1601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居于世界首位，而科技产品中高增值的要素是科技含量，但是中国科技产品中的高技术却基本上掌握在外商手里。
珠三角生产出口的科技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3%。经合组织的统计报告指出，中国IT产业在芯片和电子元器件上严重依赖进口，2004年中国电子器件的贸易逆差就达到了620亿美元。
由于技术在他人手里，我们并没有更多分享高技术产业的高回报，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的技术进口国。因此，我们绝不能把高新技术产品的一般生产与组装就看成是高新技术；更不能将体现在组装产品中的高新技术等同于已经掌握了研发和设计高新技术产品的能力。我们应该适时从加工组装环节，向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供应链管理、物流等高增值、高效益的环节攀升，逐步改变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赢利率。
软实力和硬实力
优秀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占据各个产业的皇冠地位，在于其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这种系统集成能力不仅来自于资本实力、规模优势，还来源于由技术、品牌、信誉、营销体系、供应链网络等构成的强大软实力。
中国企业和优秀跨国公司相比不仅硬实力有差距，而且由企业文化构成的“软实力”有更大差距。中国的企业历来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设施的建设，轻技术创新投入；重生产经营，轻人力资源开发；重规模扩张，轻企业文化建设”倾向。中国大企业要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必须更加重视和加紧软实力的建设，软实力是很多中国企业的软肋，增强软实力正是中国很多企业的重要使命。
面对新一轮国际竞争，技术越来越成为国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今天的经济竞争中，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成了中国产业和企业的“软肋”。今日表面的繁荣，却隐含着日后的风险，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没有技术实力就会受制于人。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没有源源不断的、自生的技术来源，将受制于人，很难立足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
技术差距很大的时候，引进技术是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但当我们企业的发展威胁到对方竞争地位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转让技术，而且会封锁技术和利用专利、标准、品牌、知识产权等工具抑制我们企业技术能力的发挥，这是市场竞争铁的规律。因此，企图依赖引进构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而打造国际竞争力，这几乎是白日做梦。
技术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到的；技术引进是走向更高技术平台的一个阶梯；在这个平台上，必须靠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实现辉煌的前景。如果我们不能在引进外资中，利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包括制度环境、经营模式、市场、管理、技术、产业链等）培育出本地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我们不仅不能持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
我们绝不能将高新技术产品的一般生产与组装，就看成是高新技术；更不能将体现在组装产品中的高技术等同于我们就掌握了研发和设计高技术产品的能力。
自主创新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是把创意、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它需要知识、创意，并高度依赖人的能动性。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企业效率的综合决定着区域经济效率。企业的动力、活力、创新精神和由此形成的市场竞争能力，是区域经济内在增长机制的核心。但是只有建立成功的技术创新和安全高回报的政策环境，企业才会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才有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
目前国企改革实践中存在两个病灶，一是没有建立有效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二是没有真正改变政企关系，触动到内部人利益。国有企业改革现正处于攻坚阶段，在当前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中，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存在的使命，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正逐步成为刚性的制度约束；不仅是一种理念、文化，更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在体制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作者：陈清泰，摘自：《上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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