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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曙光 来源：中国经营报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界、学界、新闻界闻风而动，解决“三农”问题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中央提出这一号召的及时准确，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各方面对解决“三农”问题心情之迫切。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复杂而艰巨，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近百年来，真正引起中国农村变革的事件大概有三次，一是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进行的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二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进行的合作化运动；三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推行的农村家庭生产承包经营制。这三大事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均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土地改革运动使四亿农民与我们党站在一起，推翻了蒋家王朝，巩固了新生政权，但对由于这一时期较短(不到10年)，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显现。合作化运动将千百年来分散的农民组织到一起，建立了政社合一的新型农村组织，工农业的剪刀差为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但未能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问题。推行家庭生产承包经营制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一次大解放，但农村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环环相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们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捷径，所谓“离土不离乡”，但实践证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发展方式并不符合经济规律，九十年代以后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少数成功演进成现代企业)，并留下了大笔乡村债务负担。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大批民工潮，即现在的农民工问题。
“三农”问题大致可分为几个层面：
一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不在于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农业产业不能跟上工业化的步伐。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成功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潮流，以“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链中分得一杯羹，而农业则被抛在一边，与城市经济相脱节，形成了“二元”结构。要融入全球化，就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效率就要有规模，要有规模就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二是农民问题。一是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二是农业人口素质提高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外部讲就是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内部说就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较强的就业适应能力。从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都有一个解决农民的问题，但中国的特色就是农业人口基数太大，这个特点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一生创造的财富应该多于他消耗的财富，人口众多也不是不可以逾越的高山，关键是找好路径。
三是农村问题。由于农村经济形态不正常，造成农村社会形态不正常。1.2亿农民进城务工，但他们的家庭很难进城，造成了2000多万留守儿童和至少不低于此数的空巢老人。农村由经济的衰退变成社会的衰退。要改变这种衰退，就要解决农村公共基础建设问题，如水、电、路、通讯、环境保护设施等，还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问题，以及乡村政权组织建设问题，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等等。
而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财力是一个方面。“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11300多亿元，“十一五”期间这方面的支出会更多；但如何用好这些钱，使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又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以目前的财政体制及使用方式和农村的政权组织现状如何有效使用中央的财政支付转移，都是应认真考虑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而道远，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既是物质文明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要因地制宜，不搞强迫命令，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讲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历史上，我们曾经多次希望用一种方式，一次运动，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问题。但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自然条件十分复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种想法是不太现实的。只有脚踏实地，统筹兼顾，分步实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积小胜为大胜，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才能将中国广袤的农村变成真正的“希望的田野”。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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