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大米80天京城历险记

　　温铁军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负有引导责任，但政府引导下的农民组织是否成为了主体，这是判断新农村建设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本报记者 侯利红 发自北京

　　在辗转漂泊80天后，昨天上午，兰考无公害大米终于出现在北京安贞华联超市店内一 个显著位置，首次露面即形成热销，两个小时左右就成功卖出50多袋。

　　“良心品质”的大幅宣传海报非常惹眼，数名大学生志愿者热情招呼——“欢迎品尝兰考无公害大米”，甚至“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和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也亲自在现场卖起了大米。

　　自2005年底进京之后，兰考南马庄合作社农民的大米在经历了书店销售、农副产品市场摆摊儿、社区现场熬粥展示等一路艰辛，最终于昨天开始在华联在京的6个分店“登堂入室”。

　　“最艰难的时候是去年年底，米一直卖不动，而村民都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准备过年，当时我简直想哭。”河南兰考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张砚斌是村里的“能人”，这次主动负担起了进京将当地700余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卖出去的任务。现在，他的名片上只印有一个职务——河南兰考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

　　然而出门才知推销难，张砚斌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结伴随他而来的100吨无公害大米也自此开始了京城“历险”生涯。

　　“卖米何其难”

　　2005年12月25日，张砚斌带着首批10吨无公害大米奔赴北京。面世仅2个月的新鲜无公害大米，其实缘于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的诞生，而这个新型组织和一个叫何慧丽的教授密切相关。

　　2004年，挂职兰考副县长的何慧丽在当地搞“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就是其中之一。当年9月16日,“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12月10日,无公害大米协会紧跟着成立，一半以上村民报名参加，他们决定提高本村特产“黄河大米”的品质、搞无公害大米种植，统一供种、统一购买农资、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生产。

　　命名为“鑫合”的兰考无公害大米最先在洛阳、郑州等地销售，但效果始终不佳。何慧丽随后想到了回京卖米。到了北京之后，何慧丽和数十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始为之全力奔忙。

　　最开始，何慧丽呼吁她的亲朋好友“必须”照顾生意，每人至少买100斤。然而，毕竟亲友消费量有限，后来她又想到了租赁店面，但租金太贵、超市进店费等又让何慧丽望而却步。

　　何慧丽不得不在乌有之乡书店老板的帮助下，摆起了一个小摊子。在书店一次举办讲座时，何慧丽向参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推销，并自己带头买了100斤。在困境中，她写道：“卖米难，卖米难，卖米何其难！”

　　最早在中国进行新农村建设实验并对何慧丽在兰考的实验进行指导的温铁军也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郑重推荐“新农村建设”产品——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今年1月，温铁军甚至和何慧丽等人联名成立了“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

　　其实温铁军一直反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合作组织一开始就搞生产销售，“根据我的调研，这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实践中95%都是不成功的。”温铁军对本报记者说。

　　然而，南马庄的村民却自己做主选择了这一项目，并且开展得有声有色，温铁军开始感到振奋和惊喜，“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必须站出来支持，尽可能想办法让它成功”。

　　尽管如此，按2.5元/斤的价格叫卖了一周，无公害大米却只卖出了50多公斤。

　　“那会我心里真的害怕，我带着村里推荐的几个能人出来卖米，尽管省吃俭用，但每天总要花费，米却卖不出去，怎么办？”张砚斌说自己当时“真想哭”。

　　曾经当过兽医的张砚斌和同伴吃住都在位于北京西北五环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这里不收取他们任何费用，不过住的就是类似学生宿舍的房子，上下铺，6个人一间。每天早晨5点，张砚斌就出门，坐公交车到北京城里的各个早市和粮油食品商店考察和洽谈，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才赶回去。

　　张砚斌甚至还和大学生志愿者带着电饭锅和米，辗转到各个社区去现场熬粥，让居民免费品尝，并四处发放宣传页，表示可送米上门。于是，在没有任何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他们为了信誉，不得不咬牙打车送米到顾客家中。

　　“经过两个多月的销售试验，已经卖了100吨。”何慧丽告诉本报记者，成绩还算可以。

　　新农村建设成功标准

　　何慧丽因四处奔忙推销大米而博得“米教授”的称谓，但这位女教授在经历了这一段卖米历程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书店卖米和靠学生搞义卖活动，都只是在主流市场边缘的摸索；要想让农民真正增收，就要让其在流通等盈利领域分得一杯羹。

　　“不进入主流商业渠道将大米卖出去，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也对不起消费者。”何慧丽说。

　　转机发生在今年2月，张砚斌的一个同学表示有朋友在华联超市上班，可以代为引荐。张砚斌带着绝望中的希望找到了这位朋友，并最终见到了华联集团采购部经理王威。

　　让张砚斌惊喜的是，北京华联集团表现出了极高的姿态，当即表示：作为国内大型零售企业，在“三农”建设中我们负有社会责任，要真正为农民办实事，“所以这件事一定要做，还要做好”。

　　3月10日，北京华联和南马庄签订了商品供货合同，免除无公害大米的一切费用，如几万元的进店费、举行促销活动的各种费用以及柜台

装修等，甚至导购人员也由商场出；对无公害大米取消压货期，尽快返还农民现金，每15天结算一次账。

　　“我没想到会有这种好事。”张砚斌高兴地告诉记者，5月份就要插秧了，5月之前无公害大米卖得好坏，关系到协会会员是否愿意再加入协会。

　　尽管大米终于进入了主流渠道，但何慧丽仍然在担忧。在她看来，培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增收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而在培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时，如何解决农副产品的流通渠道问题，则是一个活生生的真问题，这需要在行动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最近，温铁军和何慧丽达成了一个共识：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负有引导责任，但政府主导下的农民组织是否成为了主体，这是判断新农村建设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为此，目前需要培训农民自己的精英阶层，让他们学习各种技能，最终带动整个村乡进步。

　　在何慧丽看来，没有人给新农村建设卖大米的行动准备好干部、人员队伍力量和环境，“这个时候‘秀才’和农民如何联起手来应对市场这个难题，就事关我们这几年的理念能否在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大局。”

　　昨天下午3点半，张砚斌看起来有些疲惫，但他说下午要再去看看那几个分店今天的销售状况。出来的几个月里，只有在村里有事需要解决时，张砚斌才回去几天。虽然无公害大米顺利敲开了北京华联集团的大门，但他的目标显然不止这些。

　　“我要为兰考大米敲开更多大型超市和众多粮油商店的大门。”张砚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