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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认为
改变经济结构必须让更多农民进城
昨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闭幕。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未来五年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纲领。
“十五”期间各项指标进展是否顺利？“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什么障碍？日前，就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报驻京记者采访了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
“十一五”期间必须转变经济结构
记者：您认为，“十一五”期间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刘福垣：从目前情况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经济结构。现在各级政府没有意识到经济结构的转变，而是把增长的指标放在首位。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提高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只有当工业生产方式逐步替代小农生产方式才叫发展，把我们的GDP增长从拼土地、拼劳力、拼资源中摆脱出来。
记者：您能否谈一下，如果这种经济结构不发生变化，将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刘福垣：“十五”计划中有一个指标叫耕地保有量没有完成，我认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我们的耕地现在是被两头占用。城市搞现代化，需要圈占耕地。在农村，农民自己也在拼命地挤占耕地。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很多空壳村。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地还在那里摆着。这样两头占地国家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据估计，如果现在把空壳村中的小农户都转移到城镇中，我们国家的耕地就能多出2亿亩。
记者：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经济结构的转变，那么您认为制约地方政府不注重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刘福垣：我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不注重经济结构转变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吏制和税制。也就是我们通常考核干部的指标GDP和税收。我们的干部制度、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到现在为止还是以GDP为中心。在税制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多上税，纷纷引进重化工的大项目，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大城市没有发挥大城市的作用，而是抢夺了中小城市的饭碗。
必须让更多的农民进城
记者：您认为，经济结构的转变除了要改变政府的考核标准外，还有哪些解决办法？
刘福垣：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就必须让更多的农民进城。要建设新农村，必须先有新城市。政府3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要优先保证农民进城。现在给农村修建高速公路，都以为是给农民好处，农民会高兴。其实，这种措施就等于保证他们将来永远是小农。
只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才是根本的大事。大多数农民进城了，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剩下的一小部分种地的人就会富裕起来。只有这样，整个经济才会往前发展。
记者：但是，现在农民进城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在很多地区，农民打工完之后依然会回到农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福垣：农民进城确实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农村的事情，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城市。没有新城市就没有新农村。要解决好经济结构的问题就必须把城市结构开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居民住宅这三个问题解决好。
我认为，现在户籍制度已经不是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社会保障。如果中央统一转移财政支付，这个国家的公民不管走到哪，在哪里失业就在哪里享受社会保障，由全国统筹，地方政府就没有心理障碍了，也不会排斥农民进城。
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是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这样做，地方政府也就不会排斥农民进城。
贫富差距悬殊
是因为存在权力分配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因为农民太多造成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福垣：经济结构不变，贫富差距也就没办法解决。“十一五”的指标也就更难完成了。不过，我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每年没有老老实实地按要素分配。市场经济应该按照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对大家既是公平的又是有效的。按照这个，收入是有差距的，但是不会像今天差距这么大。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按照要素分配。有的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把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行为是非要素分配，是暴利分配、权力分配和寻租分配。国民收入这一部分分配过大，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贫富差距悬殊。
本报驻京记者 吕天玲 实习生 王丹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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