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代表建议不凭真本事吃饭就交出垄断利润

　　今日嘉宾

　　王武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蒋婉求全国人大代表，盐城鲁迅艺术学校副校长陈立昶全国人大代表，宿迁市农科所所长

　　本次人代会上，收入分配问题引发代表们的高度关注。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草 案中，明确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指明了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体方向，也说明当前收入差距受到了高度关注。昨日，王武、蒋婉求、陈立昶三位代表做客快报“两会三人谈”，畅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看法与建议。

　　垄断行业收入较高

　　蒋婉求：不久前我参加了省委党校一个讲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通常在谈到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时，会用“金字塔”来形容，但一位老师认为用“蒜头”来形容更为恰当。这两种模式都体现了低收入阶层最多、中等收入较少、高收入向少部分人集中的现象，但最大的区别在于，“金字塔”是稳固的，而“蒜头”是不稳固的。一旦出现异常，“蒜头”结构是不堪一击的。

　　陈立昶：来参加人大会前，大家意见最集中的，就是垄断行业，如烟草、供电、电信、高速公路等行业的员工收入往往远远高出其他行业这是不正常也是很不合理的。垄断行业虽然也属于企业，是国有企业，但在经营上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保护，靠国家的巨额资产，巨大的投入，虽能取得巨额利润，但并非是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的，因此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的企业。竞争性企业的高收入主要是靠加强管理、靠应用新技术，靠刻苦认真应对各种挑战的结果，靠的是自身的“真本事”，工资高一点无可非议，也不会有人攀比。而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则容易引起其他行业、部门，特别是政府机关等与其进行比较，形成心理不平衡。同时也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工农差别，更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必须理顺收入分配

　　王武：必须尽快建立真正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系。首先应该“帮低”。通过开发劳动岗位，帮助低收入人群按劳取得合理的分配，而不是长期依赖低保；其次应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目前仅仅由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员工构成稳定的中等收入主体显然是不够的，应促进高利润产业中相当部分员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目前财富集中向少数高收入人群转移，造成高利润企业中形不成中等收入群体。其原因是缺乏合理的体制和机制以确保“按劳分配为主体，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得以实施；再次要“限高”，有效调节甚至限制过高收入。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源明细登记、收入申报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严密的防止偷漏税体系。将高收入标准审批权限以及监督程序和权限纳入法制化轨道。

　　蒋婉求：我觉得在梳理与规范现行分配体系的同时，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对低收入者的收入进行保障，要确保人的付出与收入对等。例如与工资分配密切相关的大额集体合同这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法律制度，在现行的《劳动法》中仅仅笼统地作了模糊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在如此重要的事项上，怎么能使用‘可以’这样的提法呢？我建议，应该改成‘必须’，是MUST！”

　　控制垄断引入竞争

　　陈立昶：我认为，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应该进行控制，靠国家资产，靠国家政策取得的巨额利润主要应收归国库，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进行调节使用，让全体人民共同受益。

　　王武：关键还是要加快形成竞争性市场格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国内仍存在着诸多垄断性行业，国有垄断性行业缺乏竞争，难以形成合理的信价体系，时而还出现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垄断性高利润行业有权分配其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造成本应由社会共享的利润不能回报社会，民众多有指责。应加快推进垄断产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进而理顺分配改革。另外，商贸领域普遍存在着回扣现象，并演化成为“泛合理化”趋势。“回扣”直接进入企业界当事人的口袋，实际上就是“商业贿赂”，增加了某些人的“灰色收入”，也应该予以整治。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经济学家刘东和：遏制分化共同富裕

　　就收入分配问题，记者昨日与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和教授取得了联系。

　　刘教授认为，全面小康建设要求“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强化对低收入者利益保护的具体体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提高“五个能力”；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当前，关键是要逐步遏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和谐统一。

　　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收入差距调查： 收入差距江苏最小

　　收入分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高低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上。江苏城乡收入差距目前全国最小。

　　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2%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年的2.18∶1下降为2.15∶1，这一比例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中最小。

　　有关人士认为，目前这样的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但随着体制变革、结构调整，很容易再产生更大的收入差距，当然，也不应该再回归简单的“平均主义”，关键是要鼓励人们继续大量创造社会财富，扩大就业，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

　　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人大代表接到贩卖枪支短信

　　代表呼吁严格打击违法手机短信

　　去年全国“两会”即将结束时，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园林局总工程师李蕾告诉记者：“明年我要交一份规范‘垃圾短信’的建议，现在这类短信太猖狂了。”果然，在她这次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中，其中一份便是呼吁“净化信息产业市场，规范电信经营行为”。

　　在去年“两会”进行过程中，李蕾还收到了一则“欢迎定购枪支弹药”的短信，“这比那些贩卖假文凭的更可恶。”她说，违规、违法和不健康信息内容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公害”，手机、宽带网、固定电话等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发送违反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内容的信息，散布谣言，毁人信誉，扰乱社会；例如发送虚假购物信息、中奖信息等实施诈骗，发布代办假证、假文凭、高利贷、贩卖枪械、毒品等信息进行非法牟利等等。

　　“这些有害信息虽然不是电信企业主动所为，但电信公司为其切入、发布(有些还为其代收费用且参与分成)，显然不是旁观者。净化信息内容，消除信息公害，电信企业责无旁贷。”李蕾认为，当前必须加强对“打击手机违法短信”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力度。一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群众，自觉抵制、勇于揭发利用电信信息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责成各有关部门恪尽职守、务实行动，以满意的治理效果取信于民；要总结经验，扩大整治范围，探索长效打击管理机制，彻底消除信息公害。

　　“南京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李蕾说，她曾经接到过警方发来的短信，提醒我们接到违法短信后积极举报。“有一次我又接到了贩卖枪支弹药的短信，立即拨打了警方公布的举报电话，他们不但表示感激，而且立即着手查处了；还有一次我直接拨打了110，他们也受理了。这两次举报，我都没有透露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但他们挺负责。”所以，李蕾建议，在堵住和打击非法短信方面，政府还是应该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推行高考自主命题为素质教育“铺路”代表建议在有条件的副省级城市试行

　　自主创新，高考命题，乍看起来，这好像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但全国人大代表、河海大学副校长严以新教授则通过事例与分析来说明，现行的高考制度不但严重阻碍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也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他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呼吁在有条件的副省级城市可以实行高考自主命题。

　　现行高考体制扼杀创新土壤

　　严以新代表所说的高考自主命题，是与素质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他首先举了个例子：南京2004年高考在考生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上本科线的考生却比2003年减少了600人，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一。消息一传出，许多家长联名投书给南京教育部门，说素质教育误人子弟，强烈要求学校和教育部门推行应试教育，多给学生补补课。从2004年年底开始，南京市不少学校只好加班加点应付考试，全市统考这个已被放弃多年的老办法，也在2004年重新加以应用。

　　“这种举措实际上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回归，是对高考这一强势指挥棒和升学率这一最现实的教育评价体系的无奈屈服。”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在严以新代表看来，就是严重扼杀了自主创新的土壤。“走到大街上，满眼都是高楼，满街跑着各式各样的汽车，背后却要支付高昂的知识产权使用成本。真正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真是微乎其微……”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国的应试教育则是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

　　自主命题为素质教育“铺路”

　　“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孩子们从小就围绕高考这个指挥棒转，不断挤压他们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思维。这样的孩子如何能有挑战精神？没有挑战精神何来原始创新？”此外，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下，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小学生“透支睡眠”，学生的近视率在逐步提高，甚至出现了自杀、情绪障碍等危险行为。为此，严以新代表建议，教育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大力度研究高考制度改革问题，首先在有条件的副省级城市实行自主独立命题，让这些省市可以放手推行素质教育，并逐步在全国推广，在“十一五”中予以完成。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院士与“高空王子”等人大代表齐呼吁

　　发展高等网络教育全面应对“上学难”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走钢丝如履平地的“高空王子”阿迪力带来了一份议案，与“钢丝”毫无关系，却引起了高度关注。他建议，应该在西部大力发展高等网络教育，解决上大学难的问题。

　　原来，这份议案是有感而发。阿迪力自己今年选择了网络学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说，西部整体的教育水平落后，网络教育可以把优秀教师的优秀课程送到西部来，也不用投资建学校、请老师，这样能大大节省投入。其次，网络教育还能为人们提供方便自由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的议案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快速答复，有关部门告诉他议案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并已纳入了国家的相关计划。

　　如果说阿迪力的建议是出自亲身体验，那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则从专家的角度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强调办好中国的网络与远程教育，是实践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他说，目前全国已有68所大学设立了网络教育学院。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远程学习的学生已高达200万人之多，校均三万人以上，这是任何一所传统高校都不敢想象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18岁～22岁)有3亿人，只有利用网络作为教学手段的远程教育，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尽快地把发展网络教育作为国家

信息化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大对网络与远程教育的投入，国家应在信息产业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政策中，突出网络与远程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体化地考虑教育、科研、经济、通信等诸多方面的功能。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