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不做企业该做的事情

　　贸易体制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各级政府要维护公平竞争，不得干预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政策，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见习记者 张凤安

　　杭州报道

　　如果时光倒流5年，周末在美丽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那些闲庭信步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应该包括张勇。

　　3月12日，一个周末的清晨，杭州下着小雨。在烟雨迷蒙的西湖边上的香格里拉饭店，张勇早早来到二楼会议室，指导布置即将举行的“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讨论会”会场。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眼已经布满了血丝。作为浙江省对外贸易合作厅公平贸易局局长，休息对于他来说，是奢侈的代名词。

　　2001年6月，身为浙江大学老师的张勇走进了位于杭州校场路的浙江省外经贸厅大楼，他可能想不到，这种选择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也逐渐影响了许多浙江企业对外交往的信心和心态。

　　以服务赢得企业信赖

　　2002年2月13日，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64天，美国发起了针对中国轴承企业的“反倾销”战役，我国253家轴承企业受到美方的调查，涉案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2亿多美元。一旦败诉，中国轴承可能被排挤出美国市场，而且欧盟等市场通常会在美国判决之后，参照其反倾销税率对中国产品发起同样的调查。

　　应诉还是退出？涉案企业当时还很茫然。虽然早在1979年8月，中国就有产品首次被当时的欧共体控告倾销，到2002年2月中国企业已经遭遇了460多起反倾销指控，但与深谙世贸游戏规则的竞争对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不少中国企业对反倾销和国际诉讼所知甚少，往往自动放弃应诉的权利。

　　当时在外贸领域工作了八个月的张勇主动加入这场应对反倾销的工作中。他和同事们每天穿梭于涉案企业中，游说、打气。虽然也缺少应诉经验，但张勇和他的同事坚信，“拒绝应诉等于不战而降”。

　　2002年4月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裁决，判定中国输美球轴承倾销案不成立。所有当时参与应诉的企业都重新得到了市场“通行证”。而那些没有参与应诉的企业则被征收高达57%的关税，这对出口企业来说是致命的一击。

　　参与打赢了中国入世后的第一场反倾销官司，张勇更坚定应诉的决心。

　　此后不到6天，浙江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悄然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专门处理反倾销问题的机构，张勇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走马上任副局长一职。

　　他首要的工作就是涉案排查。“根据调查期和被调查产品，查找、确定哪些企业涉案”，然后与相关商会一起召集企业开会，告知相关情况、可能的结果，以及如何应诉等等。灭火成为当时公平贸易局的主要工作。

　　张勇很快发现，他的工作遇到了困难。

　　“国外反倾销案子发生的时候，我们到涉案企业上门服务，企业一开始不欢迎我们，认为政府还是不要过问的好。”张勇说，在反倾销发生后，政府的主管部门吃了企业闭门羹，这是原先意想不到的。

　　原来企业在应诉过程中，比如欧盟提起的反倾销诉讼，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接受欧盟方面的调查：企业是否受到政府干预，或企业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从而扭曲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当时负责企业应诉的律师也建议，企业不要和政府官员接触、提供信息。

　　很快，初步裁决出来，企业并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这时，企业才体会到政府可做的并不都是干预。比如，对方有好多有失公允的条文，单靠一个企业的交涉是得不到发起国重视的。”张勇举例说，作为中欧协商解决反倾销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经常有机会到日内瓦与欧盟相关官员会谈，这是向欧盟方面阐述本国立场、介绍实际情况的最佳机会，这是企业和行业协会做不到的。“当终裁出来后，企业感谢我们为他们向欧盟提供了准确信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服务得到了企业的信赖。”

　　贸易壁垒预警先行

　　“各有关对美聚酯短纤出口企业：美国将于今年3月底或4月初对原产于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聚酯短纤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近期，我厅也将组织召开本案预警会议，请企业关注我厅发布的信息。”

　　在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的网站上，每个月都会找到许多类似的预警信息。浙江红色预警频频拉响，是由浙江外贸的特殊结构决定的。

　　据海关统计，2005年浙江省进出口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73.9亿美元，其中出口768亿美元，进口305.9亿美元。462.2亿美元的外贸顺差，占据同期全国外贸顺差的45.4%。

　　同时浙江省外经贸厅的统计数据表明，不管是总量还是涉案类型、涉案金额，浙江都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头号大省。仅2005年前三季度，浙江共遭遇来自美国、欧盟、印度、

土耳其等11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美国“337调查”(根据美国关税法第337条发起，用于调查国外产品在美国市场的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案件30起，共计涉案金额约3.85亿美元。

　　从2002年到现在，张勇所在的公平贸易局参与打赢了温州

打火机、化纤、手动液压搬运车等多场漂亮的反倾销官司。但张勇意识到，应诉只是被动应付的环节，只有从预警环节抓起，才能更主动。比如，能预先掌握国外的政策信息和行业动态，知道某国可能提起对某一种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就指导企业稍微调高价格，有可能避免损失。这比单纯应诉的成本小，也更有效。

　　“我们公平贸易局连我在内只有5个人，其中两位长年驻外，而浙江又是贸易大省，忙不过来。”现实的困境让张勇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有所创新和选择。“我们主要对那些重点商品、敏感商品进行锁定，通过模型分析，比如浙江生产的产品的单位价格下降，而销售数量不断上升，两者产生的剪刀差价如果很明显，并在全国有代表性的话，我们即采取个案处理。这个效果很明显。”

　　“去年我们发布了361种产品的红色预警，到目前只有一种产品没有发生反倾销调查，其他360种都发案了。”面对高命中率的预警结果，张勇很自豪。

　　“但我们坚持不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张勇向记者强调，“公平贸易局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做好培训、宣传、法律援助服务、咨询等。我现在全年大部分时间在企业里调查，掌握最新的企业动态。在政府间进行联系、沟通和交涉的时候，那些调查信息最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