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女人的长春生活梦

　　本报记者 蒋明倬 长春报道

　　3月8日，长春，飘雪。黄梦菡走在回家的路上，雪落在她的眼角眉间，落在她的手上，迅速化掉，寒冷一直浸润到她的灵魂里，她的步子迈得很小，然而即使真履薄冰，也不再会战战兢兢。

　　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40多个年头了，学会了如何去适应一切。

　　长春的白领生活

　　在长春的其他人眼里，黄梦菡的生活可称相当幸福。因为她只需要在风雪里走那么几步就可以上自己的车。

　　“我的车抗碰撞能力高，和那些只是外表漂亮的车子不一样。”黄梦菡说这句话时，温柔里带着极度自信。

　　她开的车就是长春产的，车的名字叫宝来。

　　她的自信来源于了解，她清楚生产这个车的整个流程和细节，因为她就是生产这个车的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是家中外合资公司，它的母公司是中国企业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黄梦菡十年前就进入了这家公司，成为长春第一批白领。

　　去年，像你这样的普通技术人员，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有多少？面对不停的追问，黄梦菡算了算，说了数字——6000人民币多，然后又报了一个年底分红的数字——3万。

　　当地人听了这个数字都会非常羡慕——根据最新的统计，2005年长春城市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30元，她一个月就赚了一般人全年的钱。

　　黄梦菡现在住的房子有140平米，10年前买的时候价格是800元/平方米。

　　“我还是觉得有点小，家里有老人，还有孩子”，去年黄梦菡又买了一套170平米的房子，价格是1500元/平方米。房子与车她付的都是全款。

　　即便如此，黄梦菡还是感觉到工作上的压力，一整天的高速运转，下班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疲倦。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甚至成为她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

　　黄梦菡的丈夫是一汽另外一个下属公司的科长，半个月前，在与同事谈完工作回家的路上，突然一只耳朵就听不到任何声音，被诊断为神经性耳聋。医生说神经性耳聋发病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的工作或者生活压力大，精神过于紧张。

　　流逝的激情岁月

　　在黄梦菡睡去的时候，外面就开始下雪了，宁谧的雪夜的沉睡就如同她孩童时一样，四五十年来似乎没有变过，然而看雪的人的心情似乎又是完全变化了的。

　　段雁是在雪刚开始飘起来不久就注意到了的，她那时候正在看报纸，那是她睡前的习惯。段雁已经70多岁了，黄梦菡是她的二女儿，她们一直住在一起。女儿传承了她身上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她知道女儿永远不会有她内心曾经有过的那种悸动。

　　女儿就出生在长春，而她不是，她生在南国广东省，在她的青春岁月里，她知道的对于雪的描述就是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那么忧郁而沉痛的句子。

　　段雁那时候的梦想是做个生物学家，因为她的母亲死于肺结核，所以她打算用毕生来研究生物世界，为了实现这样的梦想她进入中山大学生物系学习。在那里她认识了她后来的爱人，一个机械系的小伙子。新中国成立，要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她跟随着爱人来到了长春的一汽。

　　她记得她在一汽车间里实习，看着那些运转着的机器的情景，“真是新鲜，也真是有趣”。

　　这种兴趣甚至保持了五十年，“现在一有什么新的车型出来，我妈妈还是很关心，不停问我”，虽然她不是技术人员，而最后成了一名政工干部，甚至一度作为企业内部刊物的主编，但是对于新生事物那种好奇心，一直保持着。

　　而那位学机械的小伙子，也就是最后成了她丈夫的人，却真正作为技术人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自有品牌“

东风汽车”的设计，他的这种选择决定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一生，而且也影响到了女儿。

　　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仅作用在黄梦菡身上，父母在一汽工作的，她的同龄人，和她做相同选择虽然不能达到百分百，也有百分之七十。

　　黄梦菡是她们最典型的样子，一路读的是一汽附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些人读了技术学校后进厂做了工人，另外一些考入了大学，读了四年，然后回到一汽，进厂作了干部。要不是选择在沈阳读书，她一生都可能一直在一个城市里度过。

　　她在1980年代毕业的时候，大学生们还必须服从分配，一汽下面有二十几个附属厂和职能处室，“根本由不得你选，分你去哪里就得去哪里”她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无奈的，那时候人人都如此。如果说她母亲那一带的人过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她所拥有的不过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日子，她自己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长春的人现在不也绝大多数都过这种日子么？或者还想过这种日子而不得呢。

　　渐远长春

　　黄梦菡的一个朋友批评她过于谨小慎微。

　　这个朋友是和她一起进入一汽的同批大学毕业生，十年前就离开一汽，目前在深圳一家经销CT设备的公司里做总工。在十年前，如果一个人离开，在整个分厂里，其他的200人，不出一周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少太少，这个人的去向将成为最大的新闻。黄梦菡的朋友就在那个时候离开的。

　　即使是现在，人员的流动性，也相当的小。“合资企业流动性要相对大一些”，有人被德国公司挖走，有人辞职去了北京……尽管这样的变化不大，但是已经不是雪一样的凝固，而是水一样的流动了。

　　这几年变得很有意思，黄梦菡讲起来新进来的大学毕业生，她觉得，这些新人跟她们这代人不再一样。“我们管人力资源的经理甚至有点苦恼，一下子进来50多人，最后能留下的有多少呢?”

　　在黄梦菡母亲出生的南国，即使是那些初中都没有毕业、父母都是农民的一群人，都怀揣梦想离家出去闯世界。长春在失去五十年前那种激情的过程里，逐渐失去的就是这种梦想的力量。

　　春天了，长春人心里固封的冰山开始慢慢融化，但这显然还不够。

　　(本文应采访对象要求，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