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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每经评论员[2006-03-08]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此次“两会”的热门话题。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人人认识到瓶颈所在，也试图形成共识与合力，突破这一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这一举世未有的建设过程中，将可能面临如下的约束和风险。
一是如何保证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全国政协委员、“新农村”蓝图的设计者之一林毅夫认为，到2020年，中国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40000多亿元人民币。要筹集如此巨量的资金，除了搞活农村金融信贷之外，公共财政向农村的适当倾斜成为必然之举。从减免农业税到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中央“多予少取放活”，作出了很大努力。
去年，中央政府对“三农”总投入2975亿元人民币，今年预计达到3395亿元人民币。“新农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陈锡文指出，除去转移支付和专门项目，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资金实际为9000亿元，3000多亿元对中央财政压力不小。
虽然如此，农村实际所需资金却远在其上。仅农村教育一项，政府预计总投入400亿元，但要达到今后两年时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目标，据学者曹锦清估计，所需投入达1200亿至1500亿元之巨。在公共财政与所需资金之间存在巨量缺口。
第二，庞大的县乡财政赤字使财政转移支付有可能被中途截留。
按照国家统计局常务副局长邱晓华近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提供的数据，在地方去年的财政收入中，有970多亿元顺差而不是赤字。但据曹锦清的估算，2006年的3397亿元中，有大约1000亿元是因为农业税费减免用来补偿给地方政府的，其中尚有700亿元不能补足。另据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3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县乡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根据审计署2002年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状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财政收入水分较大，人为隐瞒赤字普遍，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
与此不相称的是，自1994年以来，这49个县（市）总人口增长4.6%，财政供养人员却增长了22%。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直言：“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其提供的数据表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如果农村税费改革不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相携而行，一些基层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和生存困境，完全有可能挪用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基层政府的工资，公共利益的执行者转而成为公共利益的夺取者。对于这一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风险应未雨绸缪。
不论是日本二战后农地改革模式，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改革中的模式，这些堪称成功的改革方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让广大农民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明确整体经济预期的最好手段。
恰恰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有待改进，每年总数超过2300亿元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纯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地增值收入，但农村从中得到的却连15%（政策目标）都还不到。摒弃无益争论，不管采用强制分配方式还是赎买方式，只要让农民成为土地等要素流通中的主要受益者，就是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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