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第138号

    作者：高盛中国经济分析师 乔虹

　　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 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严峻人口形势，使人担心其长期的经济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率下降，从而加速了老龄化的到来。

    但我们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可以缓解未来劳动力增长减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以及2)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的释放。!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且如果中国从2010 年起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我们预测中国在2005 到2050 年间的实际GDP 平均年增长为5.3%，比不计入这些因素与政策变化的基准情景年均增长高0.6 个百分点。

    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所持的态度比我们以前发布的BRICs报告更为乐观。

    中国是会变老，但是到那时，我们相信中国会比现在富裕很多，而且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摘要

    过去27年中国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有人怀疑中国的增长不会持久，特别是由于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确实将高于所有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人口增长减缓与其它国家不同点是从1979年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从而使劳动力增长率减缓。

　　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预测使很多人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表示悲观，但他们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缓解因素：1)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以及2)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的释放。而且如果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这也会减轻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劳动力质量会继续快速提高。这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的决心，一方面也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每个家庭中子女的数量，使家长可以提高他们在每一个子女身上的教育与健康投资。

　　农业部门还是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限制农民工进入工业部门的户口制度正在放宽。城市部门的生产力水平比农村部门高，因此将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作将提高总产出水平。

　　中国是会变老，但是到那时，我们相信中国会比现在富裕很多，而且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 考虑了这些扩大劳动供给的因素后，我们对中国的增长前景更为乐观。如果中国从2010年起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我们预测中国在2005到2050年间的实际GDP平均年增长为5.3%，比不计入这些因素与政策变化的基准情景年均增长高0.6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势的态度比我们以前发布的BRIC报告更为乐观。

　　引论

    中国在过去1/4 世纪中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20 世纪的经济奇迹。其强劲的增长势头超过了所有其它国家，成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绝对和相对角度看，其增长过程都令人刮目相看。最近国家统计局调高了中国的GDP 水平和增长速度，从而使1978 到2004 年间实际GDP 平均年增长调整为9.6%，高于任何东亚国家在其最高速增长期间的增长水平。

　　然而人口学家们警告中国的未来增长将会被快速的老龄化所影响，人口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顺风将变为逆风。自70 年代末到现在中国都享受到较强的劳动力数量增长，但未来人口结构走势预示了劳动力增长从现在开始将会放慢，绝对数量会在2030年后下降1。

　　有两股力量推动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寿命延长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增多，以及2)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总人口里少儿的增长速度。这对劳动力增长的意义是直接且重大的。当更多的劳动力达到退休年龄，而青年人口增长不能弥补老年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抚养负担会增加，中国将失去人口红利。

　　很多人由此担心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老龄化一直都只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在多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后所面临的问题。较少的人会把老龄化与通常劳动力充足、养育后代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则是个例外。虽然从很多标准上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老龄化势头却是BRICs与N11的发展中国家中最迅速的。

　　我们的分析显示，等到中国在2027年成为一个老龄社会的时候，它将会被看作是一个发达的经济体，虽然其人均收入水平还远不及美国和日本的水平。我们相信迅速的人力资本积累与从农业中持续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将减少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

　　纵然劳动力增长减缓，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保证“经质量调节的劳动投入”不断增长。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迅速提高是同步的，除了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教育发展之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有所上升。家庭的规模减小使政府与私人对教育的投入从受益者人均水平上来说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果，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在1979到2004 年间，人力资本为总体经济增长贡献了15%，而同期劳动力数量增长只贡献了13%。我们相信未来的教育发展必将继续支持经质量调节的劳动力增长。

　　除此之外，农村劳动力释放到工业与服务业中也会增加劳动供给。目前户口制度的逐渐放宽应该有助于这一过程。

　　这篇报告的结构如下：我们首先讨论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阐述我们的论点：中国将保持其快速稳定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有特别迅速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继续释放。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预测对于政策与投资的意义。

　　人口的变化—— 增长减缓、老龄化与扶养率上升

    众所周知，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1950 到1978 年间，人口增长率为平均每年2.01%。

　　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大幅度放慢。从1979 年到2004 年，人口增长率仅为平均每年1.16%。到2005 年，这一数字更进一步下降到大约0.6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大约是中国50 年前增长率的1/3。我们相信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进一步放慢10(见图1)。由于平均寿命延长，低生育率对劳动力增长的影响将比对整个人口增长的影响出现得早，因此人口总量的绝对值将会在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才开始下降。

　　我们相信最重大的变化将发生在人口年龄结构而非人口规模的变化上。从现在到2050 年，在所有BRICs 和 N11的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将经历最迅速的老龄化过程(见图2)。

　　人口老化对于中国似乎并不陌生。从1980 年起，中国的老龄人口增长一直快于世界与亚洲的平均水平(见图3)。但这在20年前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有很大一批0-15 岁的青少年能迅速补充退休的劳动力。可是等到年轻人口的资源被耗尽，老年人口快速超越其它年龄组增长的时候，老龄化可能会威胁到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见图4)。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年轻人口，而不是老年人口过剩。理由很简单。由于青年人现在是被抚养的少儿，以后是劳动力，最后是被抚养的老年人，他们对于社会有更加持久的影响。举个具体的例子。从规模上看，中国65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到2050 年会达到现在的近4 倍。在这段时间里，印度的老龄人口会增长到现在规模的将近5 倍。可是印度拥有很多年轻人口，等他们长成年，会抵消老年人增长的影响，因此老龄化不会成为印度的严重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的老龄率在长期来看远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年轻人口(见图5)。

　　中国新生儿数量下降，一部分是由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自然下降，但1979 年以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见专栏1)。

　　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新生儿的数量、造成儿童人口增长迅速下降，从而加快了老龄化的过程。这项人口控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一个文化崇尚多子多福、依赖家庭成员赡养老人的社会之中。可是这些传统并未能阻止中国在过去的27年中成功且一贯地执行家庭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通过限制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量，将中国的粗出生率从1980年的每年千分之2.2降低到2005年的千分之1.4，远低于现在世界平均的千分之2.1水平(即在该年中平均每一千人有2.1个存活新生儿)。

　　上列人口金字塔图反映了从1975 到2050 年在现有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结构可能经历的变化过程(见图6)。各年龄组男性与女性人口分别放在水平轴的左右两侧。30 年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是一个基础稳固的金字塔，但到了实行计划生育28 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口结构看起来更像是一棵圣诞树。在1978 年之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占据了几乎整个0-30 岁的年龄段。到了2050 年，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仍未改变，中国的青年人口基础将被继续削弱，老年人口明显比例过重。

　　专栏 1: 计划生育政策解读

　　起源:

    在50 年代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以后，学界开始担心耗尽食品与其他生活资源。人口学家马寅初于1957 年发表了著名著作《新人口论》，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且初步提出了对人口进行控制和计划。

　　但是当局选择了苏联的观点，认为高人口增长会带来高产出增长，从而带来了60 年代后期的第二次生育高峰。1978年，邓小平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拨乱反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被提出。

　　该政策于1978年末提出，1982年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早在1979年，计划生育就开始在城镇地区的国家干部与职工中执行。到了80年代初已经在城市与乡村地区开始普遍提倡一对夫妇之生育一个孩子。

　　严格的“一胎化”规定？

    因特殊情况制宜。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经常被称为“一胎化”政策，使很多人误以为一对夫妇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生一个孩子。其实不然。

　　首先，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规定只在城镇居民中执行，而且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况。举例而言，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规定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1)第一胎永久性残疾2)再婚家庭且只有一个孩子3)长期不孕在收养之后怀孕，等等。其次，自80 年代中以来，农村夫妇如果头胎是女儿，可以有条件地生第二胎。第三，满足特殊条件的夫妇(比如少数民族或独生子女家庭，或涉外婚姻)可以从宽处理。

　　有赏有罚的执行机制

    计划生育政策赏罚分明的执行机制保证了其有效性。

　　赏: 独生子女家庭每月享有数额不高的津贴。所有计划内出生的新生儿可获得准生证与医院的出生证明。凭这两项文件才可以在出生之后及时申报户口，从而使子女长大后可以享受义务教育和优先就业等好处。

　　罚: 罚款：计划外超生要交纳社会抚养费。这项罚款预付了社会保障系统(包括9 年制义务教育)的费用。没有指标的二胎罚款最高可达平均可支配收入或实际年收入(以较高的一项为准)的2-10倍。

　　纪律处罚: 除罚款外，违反规定的夫妇(特别是在政府机关或相关组织中工作的)有可能会受到纪律处罚。在城市中这项措施曾经最为有效地控制了计划外生育，因为很少有政府工作人员会为第二胎而使自己的工作承受风险。

　　政府的职能

    地方政府提供免费的避孕指导、医务咨询及手术。计划生育的执行情况事关当地官员的政绩，不能完成任务可能会被“一票否决”，因此地方官员有动机积极监督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

　　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少儿数量下降对过去28 年来的人均收入增长曾经有过很大帮助，但终将在未来对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形成拖累。从1975 年到2010 年，少儿人口负担小客观上为劳动力减少了负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强了中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优势，但是一旦少儿短缺转化为青年劳动力的短缺，扶养比就会上升：

　　扶养比 = (0-14 岁与 65 岁及以上人口)÷(15-64 岁人口)

　　图7 显示了中国的抚养比将在2010 年左右开始上升，届时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到2050 年抚养比将达到70%，意味着每10 个工作年龄劳动人口将需要扶养7 个幼年及老年人，而现在只需抚养4个。抚养比的上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日本总抚养比从90 年代就开始上升，而印度则要等到2040年才会出现这一现象(见图8)。

　　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其总抚养比上升来临的时间要早于其他国家。同样是抚养比达到50%，日本和韩国分别于2005 和2026 年13达到这一水平，但届时其人均GDP 早已达到3 万美金以上(2005 年价格)14。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2030年当中国在总抚养比接近50%的时候，BRICs报告预测其人均GDP 水平仅为1 万1 千美元。老龄化的提早到来将如何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呢？我们首先从现有的经济文献中总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专栏2)。

　　对文献的研究显示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劳动力数量之间相关性较弱。图9似乎支持了这个观点。该图，从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相对80 年代减缓，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强劲。因此未来老龄化成为严重问题时，政府政策与人们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有利于保证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提高和继续释放剩余劳动力会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在考虑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后，中国经质量调节的劳动投入15增长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都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总体经济增长也会持续。

　　专栏2: 学术著作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无定论

　　发展经济学家对于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无定论。传统上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人均增长形成负面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受益于较慢的人口增长。

　　然而老龄化对人均收入的增长可能是负面的。尽管总人口增长减缓，劳动力增长下降得更快。对过去东亚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相对于总人口增长减缓时，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负面影响。

　　经济学家对于老龄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持不同观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各个生产要素对老龄化会做出的反应有不同的假设。当然在所有要素都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增长一定会受到劳动供给增长减缓的影响。但是总劳动供给一定会下降以及其他生产投入要素(人力资本、资本、全要素生产力)会保持不变这样强的假设并不现实。经济学家于是放松这些假设，以分析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果允许其它生产投入要素变动，经济学家需要衡量人口结构变化对增长的净影响。Batini, Callen 与McKibbin (2006, IMF) 认为发达国家中的老龄化会减缓宏观增长。但也有相反的论调指出，老龄化会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储蓄，提高生产力和总体生活水平。

　　经济学家认为政策的变化可以有效抵消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通常通过鼓励妇女和老年人工作或年轻人半工半读以提高劳动参与率。而且理论性的论文也指出社会保障系统的发展有可能会使出生率下降，这就意味着养老金体制也可以成为影响未来劳动供给的政策工具之一。

　　人力资本积累

    自经济改革在70 年代末开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在积累人力资本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振兴了文革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也为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所生子女数量有限，每个子女对于家长来说都极为珍贵，从而促使家长增加对子女的平均教育投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由于只有一个孩子，与过去有几个孩子相比，可支配性收入可以更加宽裕地分配到这个孩子身上。对一个国家而言，政府的教育支出也就可以集中到较少的青少年身上，使每个孩子获得更多的利益(见图10和11)。

　　家庭规模减小后，家长应该会提高平均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开支。除了出于对子女的关爱以外，他们这样做可以减少因为子女数量少而引起老来依靠上的风险，同时也可能是由于看到其他家长对孩子的投资增加而对他们形成的压力。

　　增加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不仅限于正规教育、书本、保健以及如计算机、报纸杂志等信息产品的购置，也包括家长的注意力与关怀。充分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可望提高独生子女一代的认知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熟悉度，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力质量。

　　与其它处于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劳动力质量提高得更快。不仅9 年义务教育在包括农村地区的范围内得到普及，而且在高中生进入高等教育院校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见表12)。中国高等教育院校的总入学率从1980 年的2%跃升到2004年的19%。更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或专科进行深造。在过去10 年中，中国的大学与专科毕业生增长的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韩国和日本在发展最快年代的毕业生增长(见表13)。与此同时，均衡的饮食与加强的体育教育使学生的健康条件也有所提高。

　　人力资本增长的加速改进了中国的劳动力质量，并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未来劳动增长减缓的影响(见专题3)。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竞争性增强人力资本的提高会继续。

　　释放剩余劳动力

　　自8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增长仍落后于工业生产率。图14 显示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1979 到2004 年的增长是农业部门的两倍(见图14)。

　　农业部门的效率提高比较缓慢，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部门较其它部门的资本较少、技术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中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投入时间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离开农业部门，剩下的劳动力会随之增加他们的劳动投入(Sen 1966)。到头来农业的实际劳动投入不会下降，农业总产出的增长也不会受到负面影响(见专栏4)。

　　从微观角度似乎更容易理解。当一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农业而在其它部门从事兼职或全职的工作时，家庭中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增加自己的劳动投入时间，以弥补流失劳动力的损失。考虑到这些增加的劳动投入，总产出增长可能保持不变。这个假设似乎确实符合中国发展的宏观实际情况。从1978 年开始，中国有很大一批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大面积的乡村被城市化(见图15)。但是劳动力转移并没有改变农业产出的强劲增长态势。

　　以前户口注册制度及其他各类规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事较高回报的工作。比如，农村户口注册的居民要在迁移到城市之前和之后取得多种许可证，才能合法居留。现在很多地区都正在取消这样的规定。政府部门开始对户口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异。有几个大城市已经取消了暂住证的要求。还有一些省正在统一城镇与乡村户口，使省内居民可以自由流动。

　　专栏 3: 生产函数中“经质量调节”的劳动投入

　　经济学家一般假定总劳动供给由劳动力数量( raw L )与人力资本(E)组成。因此，最终进入生产函数的是经质量调节的劳动投入( adjusted L )，还有资本投入(K)与全要素生产力(A)，表示如下：

    Y=AK^aL_adjusted^(1-a)，where L_adjusted=E.L_raw 

　　了解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我们要考察的是经质量调节的劳动投入而不只是劳动力数量。

　　在本文中，我们以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源。我们相信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所有生产附加价值的活动(而非某种特定行业)中都能创造更高价值。与其他研究者所采用的指代变量相比(比如Young 2000)，我们认为受教育平均年限是衡量中国人力资本更可靠的指标。但这并非否认人力资本的其它方面，比如健康条件和培训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很大用处。由于受教育程度应与这些因素正相关，也就已经被我们所用的指代变量所间接包括。

　　鉴于中国不断增加的教育与培训支出，我们认为平均教育程度会保持其快速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质量调节的劳动投入增长即使减缓，其速度减缓的步伐也要慢于劳动力数量增长的减缓。这个情形大致可表示如下图(见图1)。

　　专栏 4: 中国和刘易斯模型

　　中国经济确有一些特征符合阿瑟W.刘易斯1954 年所描述的模型特点。刘易斯模型刻画了一个有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双部门经济体。传统部门的特征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但劳动力边际产出很低(接近于零)。在这个模型的第一阶段，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但农业产出并无明显下降。转移到工业部门的非技术型劳动力只靠最低保障水平的工资过活，这一工资水平一直保持在这一低位，直到农业边际劳动产出达到工业工资水平。

　　从1978 年开始，中国有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被释放到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这些年轻上进的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发展工业化所需的技术与非技术型劳动力。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转出，农业的产出增长仍然由于资源分配的改善而保持着强劲的水平。正如刘易斯模型的弱式所预言，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但仍显著落后于工业部门。

　　刘易斯预言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会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成本涨到现有工业工资水平(即最低生活保证水平)的时候到来，工业工资将被迫上升。确实，中国现在也出现了非技术型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的现象。中国会不会在近期内就丧失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呢？

　　我们认为如果解除农民进城的障碍，工资水平不需要涨到很高水平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地区较高的生活开销的基础上，现有户口制度和其它非户口的障碍又客观上增加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这一成本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从事工业部门工作的收入预期，扭曲了迁移的激励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落后于其它部门，农民工也不愿迁移，主要因为：

　　MPL_agriculture ≥ Earnings_expected = Wage_industrial - Cost_migration .

　　劳动力需求提高会将工资水平抬高。但我们认为取消迁移障碍将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供给，同时又不需要大规模提高工资。现在正在进行的户口制度改革以及未来消除非户口壁垒的措施都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从而推迟这双部门模型中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

　　图 B2 画出了这个情形。假设经济是在进入第二阶段的边缘。更高的劳动力需求无疑会将工资水平提高到w 以上。但我们如果可以降低迁移成本，这将有效地在同一工资水平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样的政策转变将使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推移，从而在S2点达到新的均衡 。在这个新的均衡点，更多劳动力(L2>L1)还以与原来一样的工资水平(w)工作，释放了(L2-L1)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延长了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一阶段。

　　除了户口制度的束缚之外，非户口壁垒也占据了迁移成本中可观的一部分。在农村劳动力作出进城的决定以前，他们就要担心当未来回到家乡时可能会失去土地使用权。进城以后，他们缺乏劳动保障、找工作困难，并且工作和生活环境尚待改善。这些困难都会增加他们从家乡进入城市的迁移成本。

　　我们认为正在进行的户口改革和未来消除非户口性壁垒都是有效减少资源配置扭曲的积极行为。在放松户口管制，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进入工业部门以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原来资源错配的影响，国有企业、政府与事业单位的改革也会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从这些部门中释放的劳动力总量较农业部门小很多，但其在城市地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本文的增长情景分析中没有包括这些劳动力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具有合适技能的劳动力具体数量很难确定。

　　纵观世界农业人口与产出比值可见，中国逐渐在向发达国家水平迈进，其农业劳动力与附加值占总体水平均可望继续下降(见图16)。

　　我们保守地估计大概有20%?27%的农业劳动人口(大约9800 万?1.28 亿人)是剩余劳动力16。由于年龄在15 和29 岁之间的人最有可能迁移入城市17，这就意味着如果逐渐放松户口管制和其它障碍，大概有2500 万到3200 万年轻劳动力可以进入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我们的增长预测中假设2700 万剩余劳动力会在2006 年到2050 年逐渐离开农业部门，第一年释放100 万人口，第二年20 万，其后以20 万为基础逐渐递增。由于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劳动力投入，以补偿离开的劳动力损失，所以最终从劳动力总体来看还有净增长。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能性

    放松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有助于保持中国的长远的人口增长并且改善人口结构。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可以从2010 年开始逐渐有条件地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总人口增长到2050年会有明显的改善。

　　有报道指出中国政府确实可能在考虑从2010 年开始逐渐放松这一政策。过去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经验表明，政府很可能先听取一些人口学家的建议，然后采用某种改革方案。在学界提出的建议中，我们认为 Sin (2005，世界银行)提出的计划从时间上来看更为中立，也更有可能会被采纳。

　　改革之后，35 岁及以上的妇女可以从2010 年开始生第二胎，之后每年将这一年龄限制下降1 岁。在这样的假设下，在开始几年生育率可能由于放开出生指标而上升，但最终将稳定在一个发达国家以上、发展中国家以下的水平。如图所示，如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促进中国的人口增长(见图17)，而且人口结构中也将出现一个坚实的年轻人口基础(见图18)。

　　经济增长预测

　　我们相信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化、人力资源快速积累与从农业部门释放的剩余劳动力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下文中我们将证明如果将后面两个因素的影响与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在中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仍可以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

　　我们将实际GDP 增长放在三种情景中进行分析(见图19)：

　　第一个是基准情景，不考虑任何人力资本积累的加速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释放。这个情景包括了假设人力资源的积累会持续，但城市化或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

　　第二个情景中我们考虑了以下因素：人力资源积累不断加速，而且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从2006 年开始更加自由地流动。这一情景所需的政策环境已经基本成型。

　　第三个情景在第二个情景的基础上还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从2010 年开始放松，具体步骤与上段提及的建议相一致。目前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所进行的广泛总结使我们对这项政策的改变更为乐观。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在这三个情景中，第三个情景最可能发生。

　　我们的预测结果(见图20 和图21)显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释放确实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基准情景的预测与我们之前的BRICs预测相近，情景2与情景3在考虑了这两个因素以后，其经济增长预测比情景1或BRICs更为乐观。

　　而且情景3还显示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使总体GDP增长每年再提高12 个基本点，而对于人均收入增长的负面影响也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政策放开后所增加的人口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可以享受较优越的教育机会，从而使劳动力素质提高最终压倒被抚养人口数量造成的压力，使长期来看的总体经济增长态势得以保持。

　　这些结果显示等到中国老龄化严重的时候，虽然从人均收入角度衡量，它可能还没有日本或美国富有，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可能都已经相对比较发达。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但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绝对又相对的概念。通常一个经济体加入OECD(经合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的时候，这个经济体会被认为是发达的经济体19。韩国在1997 年加入时人均GNP 是9,460 美元(2001 年价格)。有些经济学家由此将人均1 万美元GNP 作为发展阶段的重要里程碑，认为超过这一水平的为发达国家。事实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随意的尺度确实可以有效地区分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在这条线以上的经济体确实比较发达，且在部门产出比例、城市化、寿命预期、财富、平均单位劳动时间所分配的资本、教育以及服务部门发展等方面非常相像。

　　中国离达到这一标准的那一天也许并不太远。分析显示，到2027 年中国成为老龄社会的时候，其人均GDP(2005 年价格)在所有情景中都已超过1 万美元，标志着它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发达经济体，并且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即使到了2030年，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人均GDP 是21,626 美元(2005 价格)，远低于BRICs 对美国(61,336 美元)、日本(60,177美元) 和德国(51,176美元)该年人均GDP的预测。

　　小节我们对中国未来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 从中期来看，人口负债可能被迅速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所抵消。

　　2. 长期来看，尽管中国开始老龄化，经济增长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等到中国成为老龄社会的时候，尽管从人均来看，它还没有最发达国家富裕，但是中国应该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3. 如果中国采用有力的政策解决劳动力问题的话，我们原来BRICs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的预测将还有上调的空间。2010 年如能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将促进中国到2050 年的长期经济发展。

　　政策观察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来缓解人口结构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情景2和情境3可能比情景1更可能发生。这些政策变化是中国可以用来抵御人口老龄化所带来影响的重要杠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可能远不及人们想象的大。

　　减低教育负担、增加灵活性

    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会更加注重发展教育。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教育开支占GDP 百分比还比较低(见图22)21，因此有望继续提高。政府如能在这一水平上继续大力支持教育，可以建设一个分布更为均匀的教育网络，为城乡的青少年提供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如计划生育政策最终放松的话，这一点就尤为重要。

　　温总理最近提出在两年内对义务教育实行免除全部学杂费的计划，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由于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生育限制较宽，未来中国人口会向乡村倾斜。这就意味着解决地区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会更为重要。政府如能减少农村贫困地区继续教育的成本，会有助于平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只有让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才能有助于他们进入城市，并在更加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多价值。

　　除增加教育投入以外，使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内容更加灵活也会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如果政府允许民办学校在职业学校、继续教育和培训方面提供高质的服务，将有效弥补正式教育对休学或停学者提供“补课”机制的不足，终将使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受益。而且允许学校教育的内容更加灵活将有助于帮助学生适应劳动市场的需求。

　　中国相对其它国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海外的华侨与留学生可以成为高技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如果他们决定归国，将极大地丰富中国的高质量劳动供给。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吸引海归的优惠政策终将决定他们中有多少会回国发展。

　　促进城市化发展

    在现在户口制度的改革基础上，减少非户口性迁移障碍将是重要的政策。农村经济要从期限不定的小型家庭承包形式，转为产权更加稳固的大规模商业化农场，否则农民工的转移很可能会停滞。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相信在2050 年以前，计划生育政策很有可能会放松。而且我们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是有条件性且循序渐进性式地放松这一政策，也并不会妨碍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提高劳动供给，而更高水平的收入将可以使他们受到更良好的教育，因此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深化而非扩大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劳动供给。中国如果可以避免很多OECD 国家所犯的错误，不要过度扩张养老金制度，可能效果会更好。现在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为一小部分退休人员提供了足够保障，同时也没有使未来几代人需要偿还大量政府负债，或降低养育后代的积极性。对农民和个体、私营人员来说，私人储蓄仍将是最有效的保障。要做实私人账户，保持私人储蓄，中国要开放并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才能使投资者敢于投资，而不至于担心丧失长期的生活保障。

    老龄化与高增长的启示：

    中国正在变老，但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与城市化的发展仍将使经济增长保持高速。中国的老龄化相对于工业化到来较早，但反倒可以使其获得人力资本发展与大规模城市化的好处，有助于减低未来劳动力增长减缓的影响。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为其亚洲的邻居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弥补了七国集团发展相对迟缓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政策应该向有助于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利的方向倾斜，而非割断与中国的联系、避免取得互惠的经济利益。

　　对中国而言，由于高储蓄年龄的人口不断增加(见图23)，因此在老龄化刚开始的时期，金融资产的价格有可能提高，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而为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潜在的利好消息。但是当大批退休人员将投资转为低风险资产时，

股票价格有可能会下降.

　　我们相信投资的增长还会保持强劲，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城乡迁移需要更多资本深化才能为进入工业与服务部门的劳动力配置相应的资本。其次，等到未来劳动力真的短缺时，需要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投资仍要继续增长。但最终工业化达到某一程度的时候，经济增长相对减缓，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也就会慢慢下降。

　　中国未来的增长也保证了初级商品的市场需求，以及跨国公司在华生产并内销的消费用品市场。在中国不断工业化，成长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的进程中，初级商品价格也会受益。

　　老龄化会使一些产业受益，比如保险、制药、生物科技与健康食品等。我们预计金融服务业也会有新的发展机会，比如提供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积累和保存财富的需要。像老年护理中心和度假别墅等新兴产业也有可能会受益。

　　消费模式不仅会因为主要消费者的年龄层而改变，更重要的是其教育水平提高和快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消费者会更加成熟，其消费习惯也会逐渐向发达国家消费者演变。随着人们购买力的增强，这些变化对于旅游、娱乐、媒体、时装、奢侈品、消费品以及

房地产业都可能都是利好消息。农村的消费者有可能会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习惯，但时间上会有差距，同时对耐用性和质量的偏好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