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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勇
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的医药代表日趋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和关注，要求对其加以规范和限制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急百姓之所急、忧百姓之所忧，对此也纷纷建言献策。据报道，来自西安的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认为，现在医药代表直接往医生手里塞红包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他们可以学术支持、性贿赂、帮助
其亲属获得好处等手段行贿，在法律上也不好界定。
医药代表直接往医生手里塞红包的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提高了药品的价格，导致了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商业贿赂，应当依照刑法的规定给予严厉打击。医药代表为了推销自己的药品，获取不当利益，为医务人员提供性的服务，同样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危害了社会利益，具有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和法律要件。将提供性服务作为贿赂，其收买性往往超过特定数额的财物，从而具有更为严重的腐蚀性和危害性。因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其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在此次整治商业贿赂的专项活动中，对提供和接受性服务的两方一并予以整治和打击。
诚然，在以往的商业经营活动中，贿赂的方式往往是送钱送物，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需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医务人员和其他企业管理人员已不满足于获取财物和金钱，而转向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贿赂的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而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正如古人所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在商业贿赂的方式和手段日趋多元化的形势下，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仅仅把财物和金钱视为商业贿赂罪的必要条件，而忽视提供性服务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应受惩罚性，则必然放纵性贿赂行为，使整治和打击商业贿赂的活动大打折扣，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依然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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