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灵觉：没哪个村拿上亿搞文化

　　本报记者 刘 伟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之广东东莞

　　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广东东莞报道

　　站在15米高的袁崇焕雕像前，60岁的村书记钟灵觉总是难掩内心的澎湃。“民族英雄，水南村的先辈！”他自豪地对前来拜偈的游人说。

　　水南村，广东省东莞市北部石碣镇下属的一个自然村落，在省一级的地图上甚至没有标明位置。但在东莞，水南村却名字响亮。

　　声名来自于它的富足。

　　总计1200亩的土地是这里最宝贵的资源。2005年，水南村全年度创收7319万，人均年收入超过1.1万元。

　　原来的水田已被整排厂房代替，除去间或出现的小块菜畦，这里已经看不到任何农村的气息。

　　钟灵觉是土生土长的水南村人，担任村书记十几年。20多年前水南村的影像，仍时时在他脑海浮现：图格般的水田、喘着粗气的水牛、冉冉升起的炊烟……经历20年的工业化洗礼，当年的绿野仙踪，已然成为功能齐全的现代小镇。

　　当土地上承载的不再是农物，农村的概念在水南便被赋予了新含义，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诠释。

　　建在村里的工厂

　　1979年，在水南村当时的大队部里，诞生了第一个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港华披风厂。

　　“那时管得严，外来企业只能建在祠堂、仓库、荒地、河滩等闲置土地上，谁也不敢占耕地。”钟灵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1970年代末的中国，仍是计划经济占主导，除了耕种，土地无论是集体还是国有，都不允许出租和转让。

　　但以土地换发展却是当时这个改革前沿地区的最佳选择。

　　1982年，在水南村头一块不起眼的荒地上，“水南玩具厂”出现在村民的视野中。这家港资企业在1985年为该村带来的租金受益是300万元——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

　　“全村都动了起来。”叶炳耀说。这个一手引进玩具厂的中年人，当年16岁，初中毕业，正是充满冒险幻想的年纪。

　　恰逢此时，政策也“动”了起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发展乡镇企业，国家逐渐允许农地用于“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以及“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珠三角地区则将土地、市政等审批权限下放村镇，村镇开始以发展乡镇企业的名义，大批申请建设用地。出租厂房此时已是合法行为。

　　不过当时的难题也不少。土地分散在4个村民小组，投资者很难找到完整的大块土地。为取得更多租金收入，村里集体决定，将所有农地集中起来，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统一规划、管理、收入、分红。

　　厂房就这样成片建了起来。到了1990年代初期，水南村已经有100多户外资企业，每年租金超过千万。

　　虽然土地管理制度相当严格，但是集体土地的隐蔽交易迅速在珠三角蔓延，土地出租很快成为普遍选择，而租金收入也成为珠三角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广东国土资源部门估算，类似水南村这种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况，占全部建设用地总量的50%以上。在东莞，这一比率在40%以上，在佛山市南海区，数字接近50%，而深圳宝安区，高达80%。

　　“3、3、4原则”

　　2005年，水南村用在公益和福利上的资金是1700万元，全部出自村集体盈余收入，而2006年这一预算接近2000万。

　　“把土地集中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收益如何分配。”钟灵觉对记者说。在现行法律下，如果不经政府征用，任何农地不得转为非农用途。即使借“政府征用”的名义改变土地用途，又面临着“对农户补偿过低”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被征为国有，农民可获得最高不超过农地常年产值30倍的征地补偿。

　　在珠三角，这个补偿水平显然大大低于土地变更用途后产生的价值。寸土寸金的珠三角，必须有符合自身的分配体系。水南村为人所津津乐道的“3、3、4”原则，即发端于此，成为珠三角千百乡村权衡利益的范本。

　　“3、3、4”原则，即在当年土地收益中，30%份额村集体提留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30%份额用于建立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剩余40%用于村民的股份分红。村集体和村委小组划为两级管理土地机构，全村的土地，30%划归村集体经营管理，剩余70%由村委小组代表村民经营。事无大小，均由村民集体大会讨论决定。

　　这在彼时确实是一项创举，因为直到2005年，内容相似的政府条例《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条例》才颁布实施，而“3、3、4”原则已在水南村流转超过10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主任韩俊说，“这是中国转轨时期制度变革的典型路径——实践先于法律。”他举例说，包产到户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就在全国农村普及，可是几乎在二十年后，中国才有了一部农地承包经营法。

　　在“3、3、4”原则下，水南村根据土地农业产出的不同做了平衡，向高产出的地块额外支付补偿，将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公司。3000多位村民成为公司股东，每人1股，按股分红。

　　泥脚上岸的村民逐渐富足。“今年我们家每人分红5100元，去年4800元。”村民叶榜汝说。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张晓玲曾在广东佛山等地做过考察，她对本报记者指出，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广东地区早已成为常态。

　　水南村的村委办公室现在仍在20年前建造的一栋路边小楼里，平时少有人出入，若非“水南股份经济联合社”的金边牌匾掩映门前，这里实在不起眼。

　　实际上，“股份合作经济”才是水南村最大的招牌。“联合社是2002年按照国家政策成立的，它的实际运作方式与‘3、3、4’无异，十几年前我们已经这样运作了。”叶炳耀告诉记者。

　　打造农村文化产业

　　现在，钟灵觉每天基本都泡在占地170多亩的“袁崇焕纪念园”里。这个总投资1.2亿人民币的纪念馆，承载着水南人对于先辈的景仰，也承载着水南未来发展的希望。

　　“租厂房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周边的村庄都在做，他们的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多了。”钟灵觉说，“大约在2000年，我们的工业收益总量在东莞500个村中数一数二，现在已经落到20多名了。”

　　现在水南村的厂房租金收益维持在每年3000万元左右，入户的外资、民营企业已达到150家。

　　钟灵觉并不觉得自己所在的村集体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也有新颖的地方，”钟说，“现在全国还没有哪个农村拿出上亿的资金搞文化吧？”

　　修建袁崇焕纪念园，水南村人更愿意把它看作农村的文化建设，而以“袁崇焕纪念园”为主轴，打造水南的文化产业，营造品牌效应，带动商业、地产、服务业的发展，如今已被确定为水南的下一步发展规划。

　　这像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城市的经营理念，但它的确写在水南村的发展规划里。“我们已经申请了‘袁崇焕’的37个、70类的

商标注册权，以‘袁崇焕’命名的白酒厂马上就要投产了。”钟灵觉说，2005年“袁崇焕纪念园”的门票收入40万元，现在已经成为东莞着力打造的品牌。

　　对于文化产业的内涵，整个水南村上下并无明确认识，“不懂我们可以学，可以摸索，市场认可的总不会错。”钟灵觉希望，经历由农业向工业化的过渡后，文化产业可以使水南村重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