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顺发：儿子毕业后出去打工

　　本报记者 徐 恺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重庆垫江

　　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重庆报道

　　2月25日，是县城逢集的日子。除了自己要置备一些家常外，贺顺发想去找找村里几个在县城打工的人，催缴他们先前欠下的农业税。

　　“农业税去年免了，但有些村民以前就欠了没交，”贺提高了声音说，“这些人有的两三年都没回来过了。”他很无奈。

　　贺的无奈不是没有来由。作为重庆市垫江县长龙乡朝阳村村主任，按照乡里的规定，他每年的误工补贴是2150元，但是他已经两年没拿到这笔钱了。因为他所领导的村，至今还欠着2005年前的8万多元农业税。

　　朝阳是一个不小的村社，7.5平方公里，5000多人。全村外出务工人员占到了40%以上。据说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000元，至少50%来自打工。

　　留在土地上的大多是老人、小孩和妇女。这是土地的困境，也是贺顺发们的困境。

　　流失

　　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当它大面积成为现实时，却依然教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十年前，不少父母还在教导不安分的儿女：“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观念把人们固定在乡土之上。

　　但是如今，当年的那些老人，也会掰着手指给你算账，然后摇摇头说：“农村搞不到钱。”

　　贺顺发今年54岁，身体敦实，阳光和烈酒让他脸膛黎黑。17岁初中毕业先后做过生产队会计队长、大队会计。2001年当选为村主任，四年之后又取得连任。

　　朝阳村的外出打工热潮从1989年前后开始，到2000年前后达到了顶峰。

　　这些从朝阳村出来的打工者，主要集中在昆明、贵阳、广东以及兰州。最普遍的职业是砖工、泥水工。每年大年十五之后，通往外边的乡村小路上，随处可见身背行囊的外出者。

　　而有一些人，已经数年不归。贺顺发说，“在外边发了财，回来把房子修了，空着。几年才回来一次，上坟祭祖，晃晃就走。”据说，这个村里已经出了四五个百万富翁。在垫江县城，春节期间随处可见的外地牌照小车，也印证了这种说法。

　　打工对乡村的改变是明显的。原来到处可见的土墙茅草房已经成为历史，到处是青砖白墙的小楼。但是，另一些影响也同样显见，往乡村深处走，阳光下随处可见的景象是静坐着的老人和蹦达的孩子，以及半耷着眼帘的狗。一些颇为气派的楼房里，寂寂无人。

　　“我们下边每个社大约有10到20家的田地和房屋空着，”贺顺发说，“算下来全村撂荒的土地和房屋大约占20%。”

　　村长

　　贺顺发还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但他活得并不轻松。他的老家在30里外一个更偏僻的地方，是随母亲改嫁(当地叫“出姓”)来到这里的。

　　他有两女一儿。女儿已经出嫁，儿子才18岁，在重庆一技工学校就读。“去年交了5000多元的费用。”

　　几年前，他在家开过抱房孵小鸡卖。后来做了村社干部，就停下了。但现在依然晚上在外边打工——在家门口替人看水库，夜夜睡在小船上，每月有300元钱的收入。白天种地，跑村社的事，晚上打工，这样的生活已经五六年了。

　　朝阳村人均只有6分左右田地，种谷子照现在的市价，能收入五六百元。每个人平均喂两口猪，大约可以有2000元的收入(不计算粮食和劳动投入)，这基本构成了每个纯粹的农业家庭的收入。“如果除掉成本，就没有这么多了。”贺说。

　　贺接了同社的两家外出打工者的田地来种。让他苦恼的还有村社的工作，大量人员的外出，以及农业政策的改变，让村级基层工作变得比从前更加艰难。对欠交的农业税追缴，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对于农业税，之前因为农村的公粮交售，是每户各自销售但由村社统一结算，村社一级很容易扣减。但2000年税费改革后，变成了户交户结，资金再不经过村社，失去了提前扣除的可能性。

　　乡村干部们不得不组织着上门追缴。那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如果对方不交纳，他们就一直呆在欠税者家里，让人家负责伙食。后来，这个办法也没用了，“有些家里根本没人，有些只有老人、孩子或者妇人，看见人来就锁上门走了”。

　　“农业税现在已经取消，但以前欠下的还交不交呢？村里的其他工作怎么开展呢？”他有些茫然。

　　困境

　　而陈付云是一位在垫江县城没有户口，甚至没有住房的居民。他和父亲、妻子以及两个正在念书的孩子，租了一栋楼房上业主私自加盖的两间屋子，租金每年800元。

　　38岁的他帮人做

装修电工，妻子摆摊卖点水果，父亲则每天奔波于垫江和长寿之间做点百货生意。念初三的女儿，每天的生活费只有5元。

　　在许多人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幸福生活。但是陈付云一家并不想返回朝阳村，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三年多。

　　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有了一种不同于贺顺发的计算方式。他说，在外边打工，现在一个小工至少有20元一天，有点技术和手艺的，可以达到60元以上。虽然业务的淡旺不一，收入不那么稳定，但平均下来每月一个人也在1000元以上。

　　“而在农村，算上劳动投入，算上种子、化肥、饲料等各种成本，不管怎么做也赚不了什么钱。”陈说。

　　他曾经在乡下养猪养鸭，但没能获得自己期望的收益，终于在三年前举家移居到县城的这个楼顶。乡下的老屋从此空无一人，土地则无偿提供给别人耕种。在这里，外出人家的土地，如果没有人愿意耕种，唯一的出路就是荒芜。

　　他们并不将土地交回村社。一方面，这些打工者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会不得不回到农村。另一方面，朝阳村是一个邻近县城的村社，民间传说，整个村社已经被划定为开发区。他们盼望着被开发的那一天。

　　作为一村之长，贺顺发并没有直接否认陈的计算方式。针对这种情况，朝阳村其实做出过一些努力。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按照县里的决定，大力发展经济林木，挨家挨户动员种植黄沙白柚，但是效果并不显著。贺顺发认为，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员外出，果树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而陈却认为，“没有打开全国销售的路子，家家户户每年都有上千个柚子，又拿来卖给谁呢？”

　　在农业上，朝阳村也有过机械化的打算。但当地属于丘陵地带，是梯田，而且每块面积都不大，现在的农业机械大多无法使用。贺顺发不甘心，“为什么不能开发些两个人就能抬着工作的小型机械呢？”

　　2月25日那天，直到下午5点钟左右坐车回家，贺顺发的催讨欠税行动仍一无所获，但他早有心理准备。

　　他对村社的未来有些吃不准。他说，过两年等儿子毕业了，他不打算继续做村长，也不想继续照看水库了，他想出去打工。

　　“给公司照看个门什么的绝对没问题，”他强调说，“我这人很正直很踏实，大可以放心。”

　　(文中除贺顺发以外，其余所涉及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