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富：1958年建了8栋房

　　本报记者 陈 欢

　　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之江西瑞金

　　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江西瑞金报道

　　杨荣富佝偻着腰，提着火笼(当地一种烤火的用具)，在料峭的春寒里从村子的这头走到那头。村里的不少房子还是在他当村委书记的时候修起来的，但他最爱村口的三排房子，这些房子在去年赣州搞新农村建设试点的时候刚整修过，青灰砖缝里仔细地填着白石灰，衬着早春二月的新绿，看上去别具雅致。

　　“房子一共8栋，还是1958年造的，那时候也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国家拨的款，质量好。”杨荣富用手摸着墙壁慢慢地说。

　　时光没有带走记忆，却苍老了容颜。2006年春天，新农村建设再度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当年那个精壮的村委书记，已经变成了瘦小干瘪的老头。

　　1958年的记忆

　　1926年，杨荣富出生在江西瑞金西南郊五公里外的沙洲坝村。

　　村庄依山而建，背靠一座小山坡，前低后高，面向公路。虽然这是个不过千余人，仅有400多名农户的小村庄，但却是个赫赫有名的红色之村。从1933年到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驻在这里。

　　“我曾经见过毛主席。”杨荣富乐呵呵地说。那时候他不到10岁，但这一点荣光却让他记忆至今。事实上，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会把你带到旧址群(苏维埃中央政府办公旧址)所在地。

　　荣光并没有消退，不仅因为那是一段值得骄傲的过去，更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带来一些现实利益。1957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就是从这个村子开始的。

　　那时候，杨荣富还年轻得很，去镇上学习了几天，带回来1万元。“沙洲坝村因为比较特殊，中央给了我们钱，让我们把村子建设好。”

　　村民们决定先从环境卫生做起，挖了新的饮水沟，拆掉原先和房屋建在一起的猪牛栏，在村外300米的地方统一盖了20间猪牛栏。“其实农村人也想住得干净。当时说要整治卫生，大家都很积极。”杨荣富回忆道。

　　1958年，中央再度拨款，让村里造房子。现在一进村口就能看见的3排8栋砖瓦房，就是那时候造的。后来村民们自己盖房，都沿着这3排房子向后延伸，所以整个村子显得很整齐。

　　“开始还好，后来就太左了。”老人的脸色黯淡了下去。

　　“左”也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舍本来打算盖20栋，让村民都住进去，可到了1963年，因为‘大跃进’的影响，钢筋水泥都供应不上，就停下了。”杨荣富说。此后不久文革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便无人提及。

　　2005年的新环境

　　此后的15年仿佛是一场梦。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一些富裕的人家陆续盖起了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但是整个村庄的面貌并没有大的改观。相反，由于缺乏规划，村子还显得比原先杂乱了些。还是像以前一样，晴天一脚粪，雨天一脚泥。

　　2004年底，杨荣富再度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词——新农村建设。

　　赣州市提出了以“五新一好”为平台的建设思路：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经济组织、塑造新风貌、创建好班子。沙洲坝村作为试点，从“三清三改”开始，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

　　第一步是改路。“改路大家都拥护得很。村里先把大家召集起来征求意见，有些人回去就把占路的厕所拆了。”杨荣富说。

　　很快，借助“村村通”工程的8万多资金，村里又从历年节余中拿出20多万，从村头通到村尾的3米宽的水泥路修好了。“通往各家各户的便道，村里是不修的，发下去水泥、沙子，各户自己出几天工修好就行。”村文书杨志林告诉记者。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杨荣富的布鞋第一次不再沾满泥土。更让他高兴的是，这竟然没有让他出一分钱。

　　接着，村里开始改造房屋，砖木房外面贴瓷砖，土木房刷石灰。根据市里的要求，改造费用由政府负担40%，农民负担60%，政府主要出物质，农民主要出劳力。

　　杨荣富家的房子建于1964年，是土木结构，他花了几百元，请人将房子外面粉刷一新。房内墙壁上蔓延着的细小裂缝以及那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都透露着老人生活的艰辛，几百元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

　　村文书杨志林给全村算了一笔账：从2004年9月新农村建设开始，全部投入大约为100多万，主要用于农舍改造，修排水沟、公共厕所、长廊等。其中市镇两级政府投入大约40多万，农户投入60万。“村里没钱，现在账上只有5000多元，还欠着村民和包工头的六七万元没给呢。”杨志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农民的实际投入远没有60万。”杨志林强调，因为农民的投入很多是以劳力计算的。

　　此外，还有一些账面上看不出来的投入。因为沙河坝村是试点，每个市里机关单位都挂靠一个村民小组，所以有些投入并不是预算内的新农村建设资金。比如建篮球场，市里给了5万元；而村里的健身苑，“市里一个单位给的设备，我们自己装一下就行了。”

　　现在的沙洲坝村，村舍整洁，还有篮球场、健身苑等公共活动场所。

　　打工经济

　　由于是农民，尽管当了一辈子村干部，但杨荣富并没有

养老金等固定收入。老人现在给镇政府看大门，每个月300元钱，“正好够和老伴吃饭。”

　　去年新农村建设在村里推广新产业，引导农民种脐橙、种烟叶。老人曾打电话叫在广东打工的小儿子回来，不过小儿子告诉父亲，“种脐橙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赣南脐橙是当地有名的特产。但是，沙洲坝村小组人均耕地不过两分，荒山荒地也很少。村民们连口粮都需要买，没有地方种脐橙。

　　这些年，近郊、平原等地理上的优势不仅没有让村民们得到实惠，反而让村民们的土地一再减少。原先村里一块100多亩的地，被划给城西开发区；还有一片荒山，1980年代搞农业科技开发的时候，被平调给了农科所。

　　此外，沙洲坝村也没有什么工业，仅有几个像米粉加工厂、轧米厂等家庭作坊类的工厂，吸收不了多少劳力。

　　镇边上的电器厂是附近最大的企业，但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两三百元左右。所以，村里的青壮劳力多半不得不出外打工。

　　打工经济，现在是沙洲坝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这显然不足够。杨荣富的族亲杨瑞昌，妻子在广东做缝纫工，他为了照顾一双还在上中学的儿女，只能在家打零工赚钱。“外出打工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像讨饭一样，遇到不好的老板，根本赚不到钱。”杨瑞昌说。

　　去年开始新农村建设，修马路、治房子，但杨瑞昌最盼望的是搞一个大的加工厂，把劳动力都招进去，让村民们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

　　“建设农村还是得发展生产。”杨荣富说。这是经历了两度新农村建设的老村委书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