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转身促进经济亲民

　　CIEN记者贾存斗 北京报道

　　记者的老家是山东农村，近几年春节回家常常听到农民这样的话：“现在国家政策真好，种地不收提留，还给补贴”。与家乡农民有同感的还有家住北京香山煤厂街4号的北京市民王师傅甚至说自己是“白领阶层”，同时感慨“现在的政策确实考虑普通百姓的生活了”。

　　以上的事例是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的缩影，媒体与经济学家将这一切归功于近几年国家一系列的优民惠民政策，甚至称为“亲民政策”。2006年2月24日上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在接受CIEN记者专访时说，自2002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策做了调整，政策的核心从国家本位开始向“以人为本”转身。“确切地说，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

　　市场手段缺陷催生亲民政策

　　唐钧介绍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明确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到经济上来，同时允许、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我们国家经济亟待发展的特定时期，这样的政策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扩大对外开放，才能激发人们对改革开放、国家富强的信心与动力”。

　　正如任何阶段性的事物都具有阶段性的局限一样，分币的背面成为中国形势一片大好表象的灰色背景，以新一届领导核心执政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界，中国2002年以前粗放型经济成就背后的代价表现为，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转变成了一些地方的GDP崇拜，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常常做出一些盲目的决策，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型、资源型，重国家，轻社会，重集体，轻个体，重眼前，轻长远。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顾环境与生态，为了经济发展对资源进行涸泽而渔似的掠夺性开采，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顾普通百姓的利益而造成居民失业、农民失地；为了经济发展就放松了文化事业的建设；过于重视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钻了改革的空子，社会滋生了腐败等一系列丑恶现象。总之，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和谐层面上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产生的一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前几年在经济颇为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有些人过度迷信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手段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市场手段也是有缺陷的。”唐钧说。

　　亲民政策发展路线

　　唐钧副主任认为，“这一系列政策的产生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2200多万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农民从逐步减免农业税到今年完全减免，进而得到国家的农业补贴，这些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同时，现在包括环境、教育等一系列关系普通民众利益相关的政策，都取得了鲜明的效果”。

　　他说，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已经出来了，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很好的，是国家政策对普通民众利益实现的进一步推进。

　　另据了解，2006年，以下几项有关民众的政策是决策层下决心推进的重点：抑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促进社会公平；加大就业力度，争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实施GDP能耗指标公报，推进绿色GDP考核；增加城市低收入者低保金；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提高农民现有的补贴水平；提高

公务员工资；增加教育、医疗、社保方面的支出等方面。

　　针对国家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的亲民政策，长期研究社会政策的唐钧副主任“感到担心的是”，中央财政对社会民生各方面的投入逐渐加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问题在于，中央投入的这些钱，如何用？用在哪里？这些钱是否真的用在了普通民众身上？现在的政策还不够细，还没有形成使用、监管等一系列科学体系，有关部门也不稳定，这一切都会影响亲民政策的效果。

　　有经济学家认为，亲民政策的细致十分重要，否则便会走样，更不会实现“经济亲民”。例如，北京关于废除月票而对困难群体进行补助的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需要补助的困难群体不包括在北京的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不包括体制外的人员，而这两大群体，却又大部分收入不高。因此，一旦废除了月票，按照现在的规定，这样的“亲民政策”实际上却成了损害普通民众的坏政策。

　　针对于现在好多亲民政策的“粗糙”，唐钧副主任的建议是：“国家有关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社会政策的研究，国际上虽然有很多成功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可以借鉴，但这些政策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却常常是个未知数”。另外，他还建议，“未来国家有关普通民众利益的社会、经济政策，要重视它的长效性，延续性，不能存在短视效应”。他认为，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量重要，质更重要。

　　“有一点可以相信，新一届政府还会进一步加大优民惠民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些政策会更加科学合理，会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唐钧副主任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