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行重庆试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本报记者 吴红缨 重庆报道

　　果树青葱。2月26日，是春天以来的第一次施药，忙到天黑的周太仁表示，近来压力很大。

　　压力来自于身份的转换。他原是重庆江津市李市镇牌坊村一个普通农民，现在是江津 市仁伟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的成立得益于76户村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巧妙操作。其背后最大的推手是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他们说服农民参与这次“冒险”，并以股权为抵押，向公司提供贷款。

　　有专家认为，国开行此次尝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同时，对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是一次突破。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周太仁称，“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经营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如何利用有限资源获得发展的动力是成立公司的主要目的。”

　　江津市是全国柑橘生产最佳区域之一，1951年被国家确定为柑橘出口基地。李市镇牌坊村正位于江津最优的柑橘产地带上，过去的传统产品是红桔，为数不少的农民靠它添了瓦房。但近几年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当地好景不再。

　　一方面，果贱伤农，每年有上万吨果子烂掉；另一方面，每年2-8月份，当国外柑橘大量涌入时，市民吃不到本地柑橘。在一份报告中，当地农业局表示：结构单一、品种老化、缺乏新品、没有资金。有的农民砍掉了果树，有的则外出打工。

　　2001年，江津市政府引入澳门恒河果业集团，这是世界三大水果销售商之一“Deimonte”的在华代理商。恒河集团期望利用江津的资源优势，培育优良的反季节性柑橘品种。该集团向当地农户提供果苗，并签订了4万亩、30年的订单。但是恒河果业很快发现，当地农村的管理现状很难满足他们需要的产量和质量。

　　以牌坊村为例，在成立公司以前，该村农业生产普遍采用了目前国内流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管理。村长李贵材介绍，村里有4个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3年10月，这种模式没有资金作为纽带，对社员约束性不高，而且经营效果也不好。

　　当地政府意识到，必须走规模化的道路。资金是最大的难题，没有银行愿给单个农户贷款，于是他们与国开行取得了联系。2005年，重庆市分行行长吴德礼带员前来考查，最后形成的思路是，改组合作社，以农户的经营承包权为基础进行公司化运作。

　　重庆开发行于2005年4月在当地召开了全村动员大会。李贵材说，超过90%的村民反应积极。为慎重起见，江津政府决定挑选四个合作社中基础最好的一个社进行试点。该社76户农户以30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1万多株果苗入股。此外，每户缴交200元作为公司筹建资金。农民都保留自家的水田，作为口粮保障。村长李贵长也是股东之一，他家入股的是18亩土地。

　　按照仁伟公司的章程，股东以其尚余23年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每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按每年250元计，其依据是按亩产稻谷的价值，核算下来的注册资金为200万元。股东以户为单位，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股东还是转承包者。村民刘伟承包了其他村民30亩地，成为新公司中的最大股东，而他与原来的转包方村民依然为承包关系。

　　这是一种“良性尝试”

　　成立公司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村民们从去年7月1日筹备，11月底才正式成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

会计师事务所愿为他们验资，出具评估报告，“法律对以农村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不好操作”。在重庆分行行长吴德礼的帮助下，重庆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了申请，公司得以注册。

　　第二步要解决资金难题。虽然重庆开发行提出可为仁伟公司提供200万元贷款，但考虑到还款的压力，股东会经商议决定只贷60万元。贷款由江津市政府建立的绿丰农业担保公司向国开行担保。同时，仁伟公司以其股权为抵押，向担保提供反担保。

　　这是一个漂亮的“擦边球”。业内人士称，按照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允许抵押，国开行此举以合法的形式，绕开了难题。

　　实际上，这是吴德礼2004年到重庆开发行任行长后，在重庆实践的银行、政府、社会中介和企业“四位一体”的新模式，即由各区县政府组织专管机构、担保机构，以及代理经办行等机构搭建融资平台。吴德礼曾表示，这种模式，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也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在日常运营中，重庆开发行和绿丰担保公司对公司进行监控，除此之外，其余事务由农民们自己负责。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均由入股农户选举产生，周太仁当选为董事长。由于村长不能兼法定代表，李贵材被选为监事会主席，他的权力比一般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要大：一切开支要经他批准，内部的管理制度也由他审定。

　　此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由4人组成，李贵材称，董事长和监事长都不具表决权，“遇到分歧，两人的责任就是协调矛盾。”

　　李贵材说，公司成立后，北京的专家考察后评价：这是一种“良性尝试”。

　　作为重庆市的一个农业试范点，重庆市财政已承诺为仁伟公司提供3年贴息。但是公司仍然有压力。周太仁说，“农民们考虑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公司与恒河集团所签合同约定价格是‘两年一价’，如果市场高于这个定价，该怎么办？”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一直争议很大。学界有人认为农地使用权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如果允许抵押，难以防范农村两极分化，出现大批无地少地农民的社会问题。

　　当地数位农业专家认为，丰富流转形式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民可为有效担保的财产有限，因此农民贷款、融资很困难。国开行的这项改革，打破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瓶颈”，如获成功，对中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体制是一次突破和有益实验。

　　西南政法大学一位不愿透姓名的教授认为，虽然我国法律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但并无配套政策，而且也未允许这种权利可以抵押。因此，仁伟公司应考虑政策风险。

　　不过，

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就是农业规模化，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仅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江津模式很大程度上有政府的参入，因此风险有可能转嫁给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