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大考验中国经济 学者反思改革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郑鸣鸣 北京报道

　　2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4层的一间会议室罕见地集中了主流和非主流、官方和非官方、国内与海外各方不同的学者。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关于“十一五”形势的研讨会上，各 方学术诸侯没有引发想象中的唇枪舌战，反而对于改革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皇甫平最近撰文所说的“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的提法过于简单，中国经济到了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必须对“改革方向、模式、路径、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反思和探讨”。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典型的“未富先大”——没有富裕，但已经是大国，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体制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我们没有钱”？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国民富裕增长却远慢于经济发展，同时社会发展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形象地说，中国过去是潜龙在渊，现在是显龙在田。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为182321亿人民币，同比上年增长9.9%。但是经济总量的提升，并没有表现为国民财富和收入的同等提升。

　　2005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分别比上年增长9.6%、6.2%，低于经济增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甚至回落0.6个百分点。城乡贫富差距，比去年有所拉大。

　　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在2000年的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仅仅为美国的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何没有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大部分“钱都到哪里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专家袁钢明指出，钱大部分到中央财政、银行，以及国外去了。中国需要改变过去集中中央财政做国家建设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导致重工业化发展倾向，轻视民生发展。

　　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人民币(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首次突破3万亿元，增收5148亿元，同比增长20%，高出GDP增幅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1倍以上。

　　而在近年来的改革中，中央财政给予的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的资金，全部加起来约2万亿，国有企业再转股是1万多亿。同时财政给予央企的补贴也不少，比如去年底给中石化的近100亿元人民币一次性补偿。

　　作为政府资产的另一表现，中国企业的利润大量向大型国企集中，反映出财富向政府集中的程度在提高。

　　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同时，盈利继续向中央企业集中。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

　　对此，世界银行曾指出，这些钱应该取之于民，用于民，可以用于填补社保、医疗、教育的欠账。

　　此外，按照石小敏的计算，考虑国内资源价格低，外资企业所得税比内资企业低，以及土地等各方面的综合受益看，外资每年在华拿走约1万亿人民币的利润。

　　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多方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单纯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而需要调整整个发展模式和路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李玲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不等于只强调发展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不应该把市场调节手段失灵的改革继续推向市场，比如医疗、基础教育、基础科学等，政府应该担负起本该具有的职责。

　　目前，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成为普通居民支出的“三座大山”。零点调查公司最新调查发现，教育和医疗，正在成为居民贫困的最主要因素。

　　同时，一些本该交给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却远未交给市场。

　　袁钢明在上海等地调研发现，一些外资巨头感叹，只有在中国地方政府才有能力建设跨海大桥这样的大型工程。

　　2005年前11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3260亿元，同比增长27.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32067亿元，增长12.5%，占到一半以上，远远超出内资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李稻葵指出，政府应该加大对于基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同时打破城乡界限，扩大发达地区的规模，以及加快资源等方面的改革，整体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

　　目前一些单纯的经济手段已经难以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李稻葵举例说，政府给予低收入阶层各种资助补贴，或者提高其最低收入标准，对于改变其生活面貌和消费能力未体现出最大的效应。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则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改革是体制变革先于结构变革，现在是结构变革先于体制变革，因此导致结构定型，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赢家通吃”的局面。

　　因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需要反思整个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时候，尽管改革的继续是肯定的，但是改革的战略总目标、改革的方向、发展的模式可以调整，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

　　用孙立平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改革的反思，不能把对改革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对改革方向的否定，并因此忽视了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讼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