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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忠平 成都报道
“3月份内部机构调整结束后，我们将着手开展党政领导政绩的调查工作。”2月20日，四川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刘小莉这样告诉记者。
四川调查总队应国家调查总队的组建而生，由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这是中国统计
机构2005年的一次重大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四川省统计局直属的省农调队、城调队、企调队全部撤销，组建新的四川调查总队。总队本部人数增加至113名，其直属调查队将遍布21个市(州)和44个县，全部调查人员的数量增加至919人。
政绩调查是四川调查总队的新使命。在成立大会上，四川调查总队总队长滕采模表示，今后调查总队还将可能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对省、市党政领导的政绩进行专项调查——“此项调查将采取敲门入户的调查方式，直接了解人民群众对领导班子的评价和满意度”。
滕采模是原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他还告诉记者，四川调查总队绝不是原来省农村、城市、企业三支调查队的“简单组合”；除了政绩调查，调查总队还要对党风廉政建设、文明城市测评、经济领域突发事件等需要快速反应的项目进行调查。
专家称，从“地方军”整编为“中央军”，“三合一”的地方调查总队调查党政官员政绩，是统计系统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干部考核体制改革的一个技术性保障。
进退之间
一切源于中国统计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2005年11月25日，在直属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德水表示，“近几年我们协助中组部开展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工作，接受中宣部委托开展了对文明城市的测评工作，接受中纪委委托实施了对廉政建设状况群众满意度的调查。”在新形势下，新的统计调查任务将会越来越多。
李德水表示，建立以国家和省级为抽样总体、满足国家和省级数据需要的调查体系，是提高调查统计效率的“迫切需要”。如果还按照城市调查、农村调查和企业调查来分类和设置调查队伍，必将无法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李德水说，必须改革调查队管理体制。
四川省统计局一位高层向记者指出，“三队”改革的底线就是确保国家各级调查队依法独立开展统计调查、实施独立统计、独立上报调查结果，“在现行的统计体制运行中，各级政府的统计机构都是政府的组成序列，局长、副局长的‘帽子’、工作经费等主要就掌握在本级政府的直接领导手中”。
“‘三队’改革，目前只能算是一种局部调整，”前述高层向记者表示，“毕竟现在也不是换届的时候。《统计法》到底如何修改、垂直领导‘垂’到哪一级、国家调查队和地方调查队以及地方统计局的关系如何处理，在不久的将来，答案才会水落石出。”
“三队”改革的纷纷扰扰，事实上，也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了中国构建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所需面对的挑战。在政绩考核体系“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情况下，该高层认为，地方调查总队调查官员政绩，不失为一条“可选择路径”。
不过，对这种乐观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不解决统计独立的问题，调查党政官员政绩，恐怕还是有障碍的。”山东应用统计学会秘书长、山东工商学院应用统计研究所所长朱孔来向记者指出，在政府统计、企业统计、民间统计这三大类中，调查政绩最好应该由民间来做，这是“大势所趋”。“目前让地方调查总队来承担党政官员政绩的调查工作，想法可行，但运作恐怕会有阻力。”
朱孔来观察到，在“三队”改革中，地方上反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经费保障，而这直接事关“统计独立”。“现在拨给一个工作人员的经费不到3万，连正常的基本工资都难保障。主要原因是改革前调查队人少，经费都是与地方统计局一起用，比如在山东，局队人员还可互调；而改革后，调查队人员一下子从80余人增加到了140人，经费问题制约比较大。”
“有些省份，队与局没配合好，农调队合并到总队后，省统计局又新成立了农业处，”朱孔来说，“源头问题是体制尚未完全理顺，问题只有慢慢解决，在解决过程中，地方调查总队能否保证独立的政绩调查，我想先打个问号。”
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就酝酿过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光是改革方案就修改了20多遍。作为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统计体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在制度层面解决问题的勇气，而且还需要在技术层面做好再迈一大步的准备”，朱孔来教授说。
任重道远
目前，关于政绩调查的指标设定和实施路径，也是各方争议焦点。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曾提出了政绩考核九大指标，社会保障率、就业率、义务教育实现率、生态和环境指标达标率等成为主要考核内容。但这种考核需要尽快落到实处，只有彻底改变各级官员思想观念中的惟GDP是图的“政绩观”，才能收到实效。
厦门大学教授曾五一曾向媒体表示：“实践证明，宏观统计指标不适宜用于政绩考核。政绩考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民主选举，行政官员的政绩与选票多少相联系；一种是通过统计数字指标考核。但后者必须由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调查机构负责，并建立严格的检查和审批制度。”
对此，四川大学地方政府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姜晓萍向记者分析，目前各地关于政绩考核的模式“五花八门”，比如兰州的“民评官”等。但这些模式，主要侧重于组织绩效的评估，而非个人绩效评估，“往往是先对一个部门进行评估，再与部门主要官员的政绩挂钩”。
对地方调查总队调查省、市党政领导政绩，姜晓萍认为在保证“统计独立”的同时，还需要明确对哪个层面的政绩进行考核，用直接指标还是用间接指标，“如果评价指标设计不科学，没有操作性也没有针对性，可能还会把好事变成坏事”。姜晓萍还表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东西部差异大，政绩考核模式没必要强调“统一论”。
另外，她认为，官方调查机构不妨多效仿目前各地纷纷“发芽”的民意调查中心的模式。四川省统计局一位高层也认同姜的这种看法，他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讲，地方调查总队调查党政官员政绩，在调查手段上还需要多向民间民意调查机构学习借鉴，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互动合作。
成套的政绩考核办法将会出笼
“如何考核官员政绩，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四川省主管考核的有关官员向记者表示，单纯从指标上进行考核，“事实证明已走向了死胡同，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只有综合考核才能从方法上改进以往的不足。要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性，既要依靠程序，也要依靠方法”。
该官员透露，早在2004年，“在上级部门没有拿出明确方案的情况下”，四川省委组织部就官员政绩考核做过一些尝试，方法是围绕GDP、环保、化解地方债务等指标来考核，并做了大量细化工作。这次尝试，为后续考核实验提供了一些经验。
随后的2005年，有关部门选择了一些省份进行有关政绩考核的试点，四川是其中之一。“考核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科学发展观来做。四川的调研报告已递交至有关部门。”该官员说。
他透露说，最近一两个月内，就党政干部政绩考核，中央有关部门应该会有一整套综合考核办法出笼。“地方调查总队对官员政绩的考核，最后极有可能还是对一个地方、一个组织部门的绩效考核。”
以往的尝试和试点，也发现了现存制度的一些不足。成都某区的政协主席观察到，只有“下对上”比如群众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才是“现阶段最可行的，结果也是最接近真实的”。
针对目前的考核现状，他表示，“要保证考核的公正性，一是要保证公开度，二是要保证参与者的知情度。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是制度设计出来了，却没有机制保证。”
他说，“把‘政’字拆开看，就是一正一反，‘政’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所以他希望即将出笼的政绩考核体系能多点“和谐”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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