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2006年经济的大致轮廓

　　□刘勇

　　中国向来用理念来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大势，这些理念及其可能的内涵是判断未来一年发展的风向标。在这个风向标面前，每个人都可感知急速的社会发展变化。

　　十一五，重划经济版图

　　十一五规划可以看作是2005年终热烈地探讨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符号之一，在这个规划里，最令人心动的可能就是北方的天津滨海新区了。在一些想象力丰富的学者解读中，打造天津滨海新区，可被视为继25年前的珠三角改革、15年前的长三角变革之后，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举措。

　　于去年年底热烈讨论的十一五规划蓝图，将在3月召开的两会上予以确认，也即意味着，未来五年

中国经济版图将出现若干变化，其中包括一些新区域经济的发展亮点。其实春江水暖，往往为财经记者所知，我的同事肖南方刚从他的家乡江西兴国回来。谈起故乡变化，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其一是当地打工者的流向，其二是当地企业主的流向，已经出现分歧。打工者仍然是首选珠三角，但变化在于，以前是人多厂少，现在是厂多人少。打工者的选择余地更大，许多民工尚在家乡，便已经被厂方所号下。原先一个生手要二个熟手带，欲称“二托一”，现在不管生手熟手，捡到篮里就是菜有饥不择食之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个共和国将军县的变化作为社会个案调查，能否解读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能否解读中国就业情形的变化？难怪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2005年最为令他欣慰的数字，就是这一年全社会增加就业人数900万；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打工者流向珠三角“老根据地”的同时，当地先富起来的小老板们的投资流向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朝北流。虽然这个“北方”还是岭南以北的江浙一带，但我以为，它已经显示出一股脉动。这股脉动在未来数年将会益发明显，尤其是当十一五重点发展区划正式出台之后。不过“政策边缘化地区”的担忧会不会重新浮上台面呢？

　　如果不思改革，好日子能走多远

　　这是青年经济学者钟伟的说法：不思改革的中国顶多还有10年好日子。青年学者血气方刚，话糙理不糙。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最近我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2005年是否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难以回答。

　　改革一词，成为去年下半年一个频度较高的词，当然我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一晃之间，中国的改革走过了27年！突然想起我们的1990年代，那时候曾有一句流行语“开放拽着改革走”。到了今天，中国已经WTO，开放彻底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词已经演变为“发展拽着改革走”了。考察这些年的情形，确实也是，“发展的硬道理”已经在前面“拽”了很长一段路了。但改革为何总是被“拽”着呢？这是去年各种争论不休的由来。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全拜改革之福。我一直想，能否静心梳理一下，中国27年改革究竟改了多少东西，还剩下多少没有改的？以让我们更为明晰“改革攻坚”还剩有几多堡垒，哪些地方走了令人深思的弯路。仔细检视改革清单，凡属针对民间的改革，大都走出很长一段路；凡牵涉到官制的积弊，已成“改革攻坚”所在。

　　所以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要“改革政府”，必然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员张卓元说，所谓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就是调控地方政府”。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变化太快所致。过去200年里世界发生的事情和出现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凝聚为20年的历程——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导致的进城潮；城市迅速膨胀滋生的城市病，官员权力的滥用与公民意识的觉醒，一部分人食不果腹另一部分人挥金如土，贫民区与豪宅；廉价劳动力与知识精英……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变故比此前十代人经历的还要多，这种局面在可期的未来仍会存在，除非我们不再追赶世界的步伐。”

　　世界与中国，经济进入风暴区

　　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传递出一个信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谈论中国。但参加会议的中国企业家们还不满意，说今年达沃斯竟然搞出一个“印度之夜”。有人问为何没有搞中国之夜？参加达沃斯的地产家潘石屹解释是今年的达沃斯开会期间正好是中国的春节，中国人去的少了。于是老潘张罗着明年要搞一个中国之夜。小小的迹象，却说明在未来的近期，中国的发展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强势竞争对手——我们嘴巴上喊了几年的“龙象之争”，终于来了。

　　《财经》杂志搞了一个2005年刊，放眼望去，在里面发言的全是高人，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前WTO总干事素帕猜、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颜、经济学家吴敬琏、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全是高人呀，但令人汗颜的，鲜有新知卓见的高论。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思想并不因为你是显要就显要起来”。当然如今流行的时尚依旧是“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说”。

　　这些世界显要，众口一词看好中国，这固然好，它起码改变了多年“凡是我们拥护的敌人都要反对”的局面，大家的观点有了更多的趋同性。

　　更为有趣的是，当今天我们开始为自己发展的速度是否太快、发展的道路是否太顺、“手里总是能抓到一副好牌”而略显忐忑时，反而是“敌人们”更坚定地看好中国，反倒是外国人在帮我们喊出近半个世纪前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喊的“超英赶美”的口号。超英不用说了，超美也是有时间表的，保守的说法是在本世纪中叶，甚至更激进的说法是只需要15年。反倒是我们自己，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持有更多的怀疑态度，这就对了。

　　西方经济学家讨好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主流趋势。那位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斯蒂芬·罗奇，更是形象地把世界经济比为巨大的波音747飞机，美国消费者与中国生产者是它的双引擎。当然他的另一半话更值得重视，如果“需求引擎”美国出现问题，那么来自“供给引擎”中国的进一步推动，将增加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这是2005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隐忧。具体而言，2005年的高油价和美国行将结束的

房地产泡沫便让人担忧。有人断言，高油价、房地产泡沫破灭、全球经济失衡、

禽流感其中每一个危害都是有限的，但如果其中两项或三项同时发生，全球经济列车将出轨。

　　抓住了以上大势，把握了这几点，再来观之今年经济发展，观察发展速度是“八九不离十”还是“七上八下”，观察今年的国际环境如何，便有了一个大致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