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北京VS河北实验标本

　　记者 谢 丁

　　2006年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李达骑着摩托车从冷清的邯郸市大名县龙王庙镇风驰而过，给正在小镇上蹓跶的老人们一个长长的背影。

　　此时的李达颇感孤单。在大名县，与他同届的 “一村一大学生工程”的12名毕业生 ，如今已只剩他一个。按照合同约定，他们都必须在毕业后回归农村；然而，如今他们大都却无奈地赶赴在了外出打工的路上。

　　四百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市平谷区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一批被媒体誉为“大学生村官”的年轻人，在舆论的热切关注下，度过了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正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回北京平谷区的农村。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大半年，按照工作合同的要求，他们至少还要在那里呆上3年。

　　2005年7月，这两批大学生同时跨出学校大门，走向协议合同中所特指的村庄。半年之后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北京平谷区的大学生村官几乎都“很满意”，而河北大名县的大学生村官却已是离多留少。

　　河北模式——回乡之后离乡

　　邯郸市大名县的西槽口村2000多口人，每年只有十几个青年从高中毕业。他们大多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了也没钱读。然而奇怪的是，如今政府已启动“一村一大学生工程”，可以每人给一万块钱让他们上大学，现在却应者寥寥。

　　这个工程的宗旨是为农村培养一批“留得住”的人才。具体内容是，政府掏钱让一些农村青年去读两年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农村工作。这每人一万元学费的来源，除了河北农大免除的每人1000元，就大约100多人的规模而言，邯郸市每年共计需要掏出100多万学费。

　　“年轻村民说，大学念完了还是要回农村，回农村还是赚不到钱，没有钱还得出去打工。他们何必要浪费两年时间在学校，而不出去赚钱呢？”村主任邢孟雪说。

　　西槽口村民张洪源就是一个活标本。他是河北省“一村一大学生工程”的首届毕业生。

　　2005年7月，张洪源毕业后回到西槽口村，但不到半年就呆不下去了——“没钱过日子”。现在他正准备离乡求职谋生。村里人看在眼里，“谁还愿意去读那个大学呢？回来照样没出路。”邢孟雪说。

　　这一年，西槽口村所在的邯郸市大名县一共有12名毕业生。现在，他们几乎都走光了，只剩下龙王庙一村的李达。

　　2006年2月的一个下午，李达站在村口，一身城里人休闲打扮，看不出一丝乡土气息。他掏出一份长达7页的同学通讯录，仔细翻了翻说：“这些人，能走的都已经去外地打工了。”

　　毕业之前，李达和他的同学曾经无数次幻想，回到农村如何大展身手干一番事业。可是当他们回乡之后才发现，“几乎无人理睬我们！”李达说。而村主任邢孟雪现在都没搞清楚张洪源是否毕业——当初还是他推荐后者去念大学的。

　　政府给回乡大学生的指示是“服务农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人安排他们工作。至于待遇，上学之初与毕业之后，从来都无人提起。

　　而今，“服务农村”这几个字，已成为李达的噩梦。“我一听头就大了，具体怎么服务，我们从何处得到报酬，谁也没说。”

　　事实上，他们目前只剩下三条出路：第一，成为村里的技术员；第二，成为村委委员；第三，科技创业，成为村里的科技带头人。

　　而在西槽口村，技术员或者村干部的月薪都由村里支付。自农业税取消之后，村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每个月最多70元——还不一定按时发放。“这点钱还不够买一袋化肥。”李达说。而村里一般年轻人出门打工，每个月至少可以挣500元。而且，张洪源已经握有大学文凭，如果外出打工薪水还将翻倍。

　　这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李达说，那些离开村子的同学，都是逼不得已为了生计而走。李达并不是不愿意走，他说：“我之所以不离开，是想留下来创业。我在外面打过工，已经赚了一些钱。”李达目前承包了100亩林地，准备种植经济作物。他美好的愿望是一旦赚了钱，村民就会模仿，继而带动整个村子的经济发展。

　　但是，选择驻守农村的李达依然面临另一种困境——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他曾经想当然地以为政府会给予帮助，可奔波了几个月之后，李达已经放弃贷款，转而选择高利贷。

　　张洪源和李达的遭遇，如今正在影响农村那些对这个工程还抱以期望的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大名县的“一村一大学生工程”第一年有12名，而在第二年已骤减到5名。这5个人即将在今年毕业回到农村。是否能留下来，农业局说，他们毫无把握。

　　按照最初的协议，这批大学生毕业之后，必须在农村工作5年。但现在，两年前的一纸协议，已经成为堆在办公室的废纸。

　　“谁也拦不住他们，谁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拦住他们。”大名县农业局负责此工程的王春峰说。出现这样的结果，“完全是意料之外”。

　　王春峰表示，他们原以为这批学生会怀抱感激之情回到农村，根本没想到他们会离开。而现在，除了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外出，却毫无办法。

　　尽管按照协议，如果他们在5年之内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就要全额退还学费1万元，但“谁会真正把钱交还政府呢？” 王春峰一脸无可奈何，“除了退还学费，没有任何处罚措施，我们甚至都没有去通知他们退还。”。

　　这并不是邯郸市政府的本意，甚至也不是这批毕业生的本意。但现实无情地将政府和这些学生的初衷击得粉碎。

　　新华社报道说，首届“一村一大学生工程”毕业生201人，现在仅剩下不到十分之一还留在农村。

　　北京模式——实验进行中

　　与张洪源和他的同学们正在逃离农村不同，同在去年毕业的大学生畅泽萍，却已在另外一个村子安然度过了大半年。

　　畅泽萍所在的村子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蒋里庄，距离河北西槽口村400多公里。这里有宽敞的马路、连成一片的工厂厂房以及稍显热闹的市场，一个半小时的公车就可以直达北京市区。不过，这一切都不是吸引畅泽萍来到这里的理由，至少，不是唯一的理由。

　　2005年7月，她和她的男朋友黄腾宇一起来到马坊镇，成为这个镇子上特殊的两名大学生“村官”。这是当年平谷区农村人才引进的一个试验，从全国各地招聘大学毕业生，成为当地“政府雇员制的村助理”。

　　与他们俩一起空降平谷区的，一共有32名大学生。他们分布在附近的小村庄，一年将近，还没有谁有过逃离农村的意图——几乎每个人都声称“对这里非常满意”。

　　春节过后的这个下午，畅泽萍坐在蒋里庄村委会的办公室，甚至都不愿意称自己为“村官”。她一再解释他们只是农村工作者。经过一个月媒体的轮番进攻，他们已经学会了低调处事。

　　可是，与远在河北的李达相比，平谷区32名“农村工作者”如今拿着3万的年薪，住在村里专门布置的小屋，并很快将拥有北京户口。这一切，被李达称为农村工作者的“天堂”。

　　正是这个“天堂”吸引了32个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一部分人预备在这里实现他们建设新农村的梦想，而另一部分人，在当地老百姓眼中，“也许只是找不到工作，跑过来拿3年的薪水”。

　　黄腾宇的大学同学，80%都选择留在城市。可是，那些人的平均月薪只有2000元。而黄腾宇一旦年底通过考核，3万年薪将足额发放。这笔款项由平谷区和北京市政府各出一半，是蒋里庄村支书一年工资的6倍。

　　这32个大学生村官是去年从600多个报名者中竞争而出；如今，这个基数还在狂涨——2006年报名第四天，人数已达1200。官方声称，预计到今年7月，将有2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北京农村工作。而此后两年，这个数字还将成倍增长。

　　“虽然待遇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肯定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之一。”不止一个大学生村官对记者说。他们满意的是，理想和现实，在这里神奇般得到了平衡。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在这里持续呆下去的缘由之一。

　　目前，这32名“村官”与平谷区政府签了三年的工作合同。三年之内，如果考核不合格，平谷区有权解除合同。“至少，他们自己不会傻到中途离开。”一位当地村民说。

　　但是，即便如此，目前谁也无法保证三年之后他们是否还继续留在这里。“三年之后又是一个双向选择，就要看政府提供的待遇如何了！”管仲新说。他是32个人中唯一的硕士。

　　“我很担心一些学生把这个岗位当作人生的一个跳板。”平谷区一位村支书说，“如果他们像一阵风刮过了，谁来收拾残局？”

　　截至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平谷区政府声称，这还只是一个试验，成功与否或许三年之后才见分晓。

　　最关键的一步：配套政策

　　畅泽萍说，她学了四年的农业区域发展，从一开始就希望回到农村工作。毕业之际，她曾经有机会去大连，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平谷。他们的到来，黄腾宇称之为“知识与经验的有效结合”。

　　而事实上，“平谷目前所有的大学生都只是村主任助理，他们平时都只是干着相当于文秘的工作。”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村民们的反应是，大学生虽然来了——但是你别想当家作主。

　　一位村委领导如此评价新来的大学生：“人非常不错，也非常有干劲，但是却有心无力。”他认为，村里情况太复杂，一个外地来的大学生不可能凭个人力量改变现实。

　　“原本还希望他们可以利用在外界的人际关系，能够拉点投资进来。但现在看来这太难了，所以我们只是交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蒋里庄村支书杨清波说。

　　与此同时，这个“有效结合”也受到河北方面的质疑。“外地的大学生是否熟悉当地的农村自然条件？是否适应当地农村的复杂关系？甚至他们所学的专业能否学以致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刘大群说。他是河北“一村一大学生工程”的首倡者，也是具体执行人之一。

　　而且，现在看来，这种“有效结合”似乎只能发生在平谷。

　　重庆人黄腾宇和山西人畅泽萍都来自农村，不过现在他们却拒绝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声称，家乡农村的“氛围”太差，就算他们俩回去，也无法改变那里的现实。

　　所谓“氛围”，指的是当地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当然也包括他们目前享受到的所有待遇——这在家乡农村是不可能的。“如果那里也能给我同等待遇，我或许也会考虑回去。”黄腾宇直截了当，但随即转口道：“当然，主要还是政府的支持力度。”

　　而这已成为他们32个人共同面对的事实——即便希望回农村建设，也要仔细观察一番，到底是一个什么“氛围”的农村。当然，这个事实在河北人李达和他的同学那里，表达得更为迫切。

　　刘大群认为，这种“氛围”恰恰就是河北“一村一大学生工程”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政府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河北缺的就是这个。”他说。之前，他曾经向河北省政府提过类似的建议，但直到今日仍然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一个刘大群也无法左右的局面。他只负责将大学生从学校输出，至于回到农村能否留下来——这得看政府——而这才是整个工程最关键的一步。

　　“邯郸市100多万学费已经递出去了，如果后续的配套资金或者政策跟上，他们也就不会离乡。”农业局负责人王春峰说。

　　如今，河北的学校、农村以及农业局，他们共同的观点是，如果能将河北模式与北京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许会是解决农村人才建设的“合理之举”。

　　2003年，这个工程曾被列为邯郸市十大民心工程之一。但如今，领导班子换届，一切已经不复可能，徒剩下一个李达，孤零零地还守在自己的村庄。

　　而下个月，平谷区马坊镇又将迎来30名新招聘的“村官”。在他们的“天堂”，又增加了考研加分，考取国家

公务员优先录取等条件。黄腾宇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师弟师妹们，正前往马坊镇咨询考察——一个具有“氛围”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