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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石岩
有效的监管源自于监管者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这是对市场经济状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经典描述。在应对“中国钱”参与全球资本流动的复杂问题上，中国的外汇管理者正在转变思维方式，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还给市场。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表示，2006年我国将出台新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取消企业赴海外投资的用汇额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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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新规将逐步允许保险公司购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并引导境内机构和个人外汇资金间接进入境外资本市场。此外今后内地企业境外投资将以产业主管部门的审查核准为依据，购汇不再受限，外管局将对企业开拓境外市场的前期合理用汇予以支持，允许企业前期费用先行汇出。
这是《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自1989年颁布以来的首次重大修改。毫无疑问，这一新规将推进争议已久的资本项逐步开放、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民企海外注册的“红筹上市”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等重要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中国钱”，特别是民企资本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来说，这更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大致可以转化为如何对待市场风险的态度问题。风险与收益永远都是共生的，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规避风险”，那就相当于说要限制交易，没有了交易，自然就没有了风险，但也不会有收益。这样一来，必然会进入所谓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转轨经济怪圈。
关于对待风险的态度，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针对“国储铜”事件的评论让人耳目一新。他强调，简单地规避市场风险，并不是应对风险的有效之途，“如果一项投资事先就能确定百分之百盈利，没有市场风险；如果一项投资事先就能确定百分之百亏损，也没有市场风险，只是亏损的损失。风险存在的关键是它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由此，必须坚持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设计更多的风险转移和对冲工具，合理配置风险，将市场风险从被动管理逐步转变为主动调整和控制。
去年有关民企“红筹上市”的三次政策起伏，一直被投资界的人士津津乐道。2005年年初，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和逃税避税，外管局连发了11号文和29号文，使得作为民企海外曲线融资“红筹上市”渠道几乎被堵死，海外上市数量骤减，创投行业也遭到重创。在一片反对声中，外管局在年底发布了75号文，正式为“红筹上市”解禁，并且主动为一直处于监管真空之中的境外投资立规。
在这个案例中，政策制定者先采取了传统的“规避风险”的思路，最终结果是把宏观的风险转移给了企业，社会的整体福利不见涨只见跌。后来的政策调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放松管制，而是在风险管理理念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即转守为攻，主动与市场共舞，在市场实践中应对风险问题。
从政策调整的时机来说，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到国际市场的“中国钱”数量增长迅速，而FDI的增速则开始放缓。从联想、中海油、海尔、TCL、万向以及南京汽车的对外并购尝试来看，今年的海外并购将更加活跃。在A股扩容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海外上市依然是民企获取融资的一个重要方式，此时对资金流动自由度的渴求将骤升。此前，外汇政策向来都是对外投资谈判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中方由此常常处于劣势，新规的出台将改善这一状况。
古老的谚语说：“需要乃发明之母。”制度的创新也只能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结出饱满的果实，谁说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可以飞上全球化资本体系的高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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