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中国知识分子分四大类 是改革受益者(06-2-20)

　　收入提高，在社会上获得尊重，并不能减轻新的压力。年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知识分子群体的调研中发现，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满意度和政治生活满意度逐步提升，同时在思想认同、学术追求、生活心态上展示出清晰的分化轨迹：年轻的知识分子比年长知识分子激进，社科类知识分子比理工科类知识分子活跃，“海归”知识分子比本土知识分子主张自由。

　　群体心态的复杂变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形象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收入提升较快

　　有关

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税务部门把高校列为重点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经济状态问题摆到了显要位置。事实也证明，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经济状况提升较快，他们总体上是改革的受益者。

　　记者在上海、广州、南京三城市采访了解到，目前三地高校教授年收入一般在7万～10万元之间，讲师月收入3000元左右。加上外出讲课、出书、课题项目经费等其他经济来源，接受采访的不少教师认为：“现在的收入基本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

　　一项由南京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到2003年南京市知识分子平均年收入增幅达到31%。上海市社科院的调查表明，当2000年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500元时，近40%的知识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经超过6000元。

　　对此，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说，我国已经告别“脑体倒挂”时代，知识分子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政策的典型受益者。

　　除了收入的增长外，由于我国近十年来不断加大对教育、科研的投入，知识分子的科研环境和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卢大儒教授感慨地说，今天自己可以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潜心科研，可以方便地出国与国际同行交流学科前沿最新动态，可以从狭小的筒子楼搬到明亮宽敞的教师公寓生活，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十年内真是不可思议。

　　迄今为止，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仍处于上升阶段，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群体投来羡慕的眼光。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包括律师、医生、大学教授、记者、工程师等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声望在上海处于中上水平，仅次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接受采访的知识分子普遍反映，如今再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已经没有人会以过去“清贫、清苦、清高”的形象加以嘲笑。他们乐观地认为，随着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大力推进，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学术价值取向呈现多元

　　城市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活动载体是学术。从三地调研情况看，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价值取向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流行着自我划分的说法，接受采访的10位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他们之中主要有四类人：“学院派”、“国策派”、“公共派”、“涉外派”。

　　“学院派”以纯学术为主要追求、不过多表达政治主张，这类人在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最大。“国策派”为政府和企业所认可，有途径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决策，社会影响力很大，但在学者中评价不高。“公共派”喜欢介入社会重大事务或民间事务，主要通过体制外渠道发挥影响。“涉外派”则具有浓厚海外学术背景，科研课题和经费基本来自国外，科研成果一般也在国外发表。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教授认为自己属于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平时关心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但不热心参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和行政职务上。对于自己每年近10万元的收入，他表示相当满意。记者了解到，“学院派”占据当今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尤其在理工医农等自然科学学者中，他们在政治表达上更习惯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