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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7日，上海华谊集团董事长张培璋在安徽受到了当地官员贵宾级的接待，当天，总投资达44亿元的上海华谊集团安徽化工园区项目在巢湖市无为二坝开发区正式开工建设。
如华谊集团看中了安徽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样，上海轮胎橡胶（集团）也看中南通如皋便利的港口条件和较低的成本。2005年11月9日，总投资约4.8亿的上海轮胎橡胶如皋有限
公司年产50万条全钢载重子午胎一期项目建成投产。全新的技术，优良的设备，这一项目被江苏省副省长张卫国称为沪苏合作的新样板。
资源的匮乏、成本的提高??考虑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正把目光放到了上海以外的地方，而近水楼台的长三角地区则成为他们的首选。
同时，随着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以下简称“两个优先”）这一产业政策的确定，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开始实施“腾笼换鸟”计划：通过抬高投资门槛、调整劣势企业来盘活有限的土地资源，聚集优势产业，进行产业升级。2005年，仅松江开发区就通过并购重组或者向外迁移的形式调整了劣势企业80户。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十一五’期间，上海将引导5000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有关专家作了这样的透露，显然，上海的这一动作是出于对自身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升级的考虑。目前，有关部门正就产业合作与互动的方向、方法、渠道等方面与长三角其他城市进行沟通和磋商。
“随着这些企业的外移，上海与长三角产业合作与互动的新一轮高潮即将到来。”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邱华云如此判断。
上海向“两个优先”转型
“着眼未来，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作为今后上海发展重点，这一点是非常明智的”
产业外移的背后是上海城市定位重新明确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005年10月30日，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明确表示，在上海从工商业中心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变过程中，应该以服务型经济为主，以此作为推进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重要载体，更好地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服务，并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利益。
2005年12月4日，韩正在《商业周刊》第十二届亚洲领导人年会上作主题发言时又一次表示，上海要“优先发展先进的制造业、优先发展现代的服务业”。
韩市长的一系列讲话其实蕴藏着对上海产业发展思路悄然作出的重要修正。此前的一贯说法是，上海要坚持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
由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三二一”到“二三并举”，再到如今的“两个优先”，这一系列产业重心的调整，实际上浓缩地反映了上海十多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
这些年来，在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上海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或许，这不仅仅是战略决策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思考问题着眼点的变化。
华民对《上海国资》表示，低端制造业无法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长期占领主要地位，它的命运是必然要转移出去，另谋出路。高端、前沿性的制造业是未来上海制造业的生力军，是主流产业。
“着眼未来，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作为今后上海发展重点，这一点是非常明智的。”
同时，退出低端制造业竞争，也有利于上海充分发挥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金融贸易功能和信息辐射功能，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前景也将不可估量。
现在，在选择拓展中心城市功能，还是保全自身GDP高增长的问题上，上海明确选择了前者。因为上海是站在更大的空间审视产业发展路径，这样做，不仅为其自身发展提供更多后劲，也将使区域经济发展收益良多。而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最终体现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提高的GDP增长，才有其真正的价值。
苏北或为最大赢家
“以前几次产业转移更多惠及苏南和浙北，这次上海的产业转移最大的空间应该在北部，例如苏北”
“上海产业结构每一次调整都会给周边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经济年鉴》主编张兆安向《上海国资》表示。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工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时期，凭借便利的地缘优势和人脉优势，周边地区充分利用了上海的工业技术优势和产品扩散机会，推动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在此次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主要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比较少。但是随着此次上海城市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和产业路径的调整，国有企业将成为产业转移的主力，这也意味着此次上海的产业转移即将迎来高潮。”华民认为国有企业的转移更多体现了政府的主动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性。
正因为多次受惠于上海的结构调整，上海周边县市对上海的产业政策的调整也非常关注，异常敏感，很多地方把上海的此次调整看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次大好机遇。
“我们和上海的每个区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专人负责联系，及时了解里面企业的动向。以嘉善的区位优势，我们希望有更多上海企业到嘉善来投资。”浙江省嘉善县县委书记高玲慧对《上海国资》说。
为了让上海建工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迁移到江苏省无锡县，无锡县的几位主要领导数次亲自到上海，想同建工集团的领导进行接触，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几经辗转，通过《上海国资》的记者才达成愿望。事情虽小，却可见其对上海企业迁移的重视与渴望。
因长江天堑的阻隔，江苏省南通市在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规模上一直难成气候。随着苏通大桥和崇明越江隧道即将建成，南通市与上海市政府层面的互访愈发频繁，仅在2005年下半年各种层次的互访就不下十次。
南通市政府秘书长黄建东向《上海国资》说：“要紧紧抓住上海此次产业转移的大好机会，把南通建成制造业基地和上海工业的加工配套区。南通的企业要主动挂靠上海的大企业、大集团，主动向上海企业让权(股)、让利，部分国有企业可以由上海企业控股、租赁、代管甚至‘零资产’转让，吸引上海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加快向南通转移。”
“上海向周边转移的产业集中在一般制造业，但从现状来看，这对于南通发展仍然很有帮助。南通需要这个阶段，如同工业化初期的上海所经历过的。这之后，或许还可以由南通继续向苏北地区转移。” 南通市计委接轨上海办公室的张建勋向《上海国资》表示。
从最初的被动承接，长三角的很多城市已经发展到主动规划以寻求长三角产业梯度中的定位。例如，江苏省泰州市就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错位互补，联动合作，对接融合”的基本思路。泰州市宣传部的孟国平对《上海国资》说:“对泰州而言，洋山深水港建设给泰州带来了做大做强物流的机遇，泰州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接轨大上海，迎接上海的产业转移，努力建成上海的产业转移基地。”
尽管周边县市在吸引上海企业落户方面均不遗余力，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在长三角区域中，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极有可能成为这次转移中的最大赢家。
“以前几次产业转移更多惠及苏南和浙北，这次上海的产业转移最大的空间应该在北部，例如苏北。”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沈耀晗对《上海国资》说。
他认为，长三角存在产业同构问题，和苏北相比，苏南和浙江同上海的产业落差不是很大，就某些产业来说甚至不比上海差，而且经济发展的水平也相对较高，发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而苏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刚刚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占地5万多平方公里的苏北占整个江苏面积的47%，从空间上考虑无疑也是上海理想的产业转移空间。
对于沈先生的看法，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宪亦深以为然。目前，上海轮胎橡胶已经在南通如皋投下巨资建设大型精细化工品生产基地和轮胎橡胶生产基地。“为了选址，当时我们在离上海两小时的经济圈内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包括西面的吴江、昆山、苏州、泰州，南面的嘉善、湖州等地。但是当我们跨过长江到了如皋，发现成本就大不一样，在长江南面每亩15-25万元的土地，到了江北只要几万元。我们很快做出了选择，用非常低的价格购买了450亩的土地。”
据《上海国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纺织行业协会准备组织上海的十几家企业整体转移到苏北某地，投资高达20多亿。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副总裁封亚培指出：“要把传统纺织发展成现代纺织，就要进行梯度转移，而真正准备发展的产业，我们就要放在低成本的地方，苏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转什么和怎么转
“在上海企业外移的过程中，需要澄清一个误解：上海外移的企业都是劣质的低层次的企业”
上海产业外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转什么、怎么转移仍需深思熟虑。
上海市政协委员潘名山对《上海国资》表示，目前上海的产业仍然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政府需要出台一些框架性的政策，对需要外移的产业进行梳理，明确标准，政策要体现前瞻性。
目前上海的各个园区正在进行的“腾笼换鸟”改造，主要是针对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对于新进驻的企业“要价”更高了。例如，原先的标准设定在每亩土地的投资金额上(比如每亩土地投入不得低于40万美元)，而现在改为对每亩的投资收益和产出规模设定标准，达不到产出标准的项目将被请出园区。
另一方面，对于过去已经入驻的企业进行淘汰。据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合作发展处副处长陈晓云介绍，现在上海的各个区县都拟定了第一批企业动迁转移的名单，对于那些环保不达标、能源消耗量大和投入产出比较低的企业照样请出园区。
而这些项目必然要另觅安身之所，对于苏北乃至长三角的欠发达城市而言，这些转移的项目依然具有诱惑力。
潘明安认为，上海的产业转移不仅仅是简单的老企业甚至三废企业的转移，应该在技术提高基础上进行。“一些该淘汰企业就要就地淘汰，上海现在的产业调整要有当年调整纺织业那样壮士断腕的魅力，一些劣势企业即使是转移也要在改造好、在符合环保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转移，这样才能更好树立上海的形象，更好地体现服务长三角、服务全中国的宗旨。”
“在上海企业外移的过程中，需要澄清一个误解:上海外移的企业都是劣质的低层次的企业。其实，上海外移的企业是因为一些制造企业用地过大，占用消耗能源过大，不再符合上海的产业定位和城市功能，而这些企业，对于发展空间仍然很大的长三角地区，仍然是很需要的。”邱华云再三强调这一点。
就转移的形式和渠道而言，目前上海的产业转移仍主要以单个企业自发转移为主。但是这种“单打独斗”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却缺乏效率，随着上海产业转移高潮的到来，整体转移的模式或许更为可取。
江苏靖江与江阴的合作形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江阴和靖江的合作类似于“飞地”，两地打破行政障碍联合搞开发区，由江阴提供品牌、人员，靖江提供土地，两地共享税收和GDP，成效显著。
邱华云认为，上海的品牌效应和管理优势要比江阴大得多，在产业外移的过程中，如果上海与当地进行合作建立类似的开发区，进行整体转移，应该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陈晓云对于这种转移形式也深表赞同，认为以后上海应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周边城市合作，实行分类定向导入。比如中小企业的转移与外地一次分成，而大企业的搬迁或大项目的牵线搭桥将采用税收分成模式进行合作。
据了解，目前这样的合作正在上海各区县悄悄实践，据了解，奉贤区和连云港市、卢湾区和湖州市的合作已经展开。
政府将起什么作用
外迁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决定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或缺
“现在企业转移都是企业单独与当地政府谈，费时费力成本也高，如果由政府出面组织企业与当地合作建开发区，企业在谈判中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成本会下降三分之二。” 范宪表示，政府应该在国有企业的产业转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在“十一五”期间，将有5000家传统制造业企业要转移，这将是一个十分庞大产业的转移计划，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决定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或缺。
归根结底，外迁或转移仍然是一个企业自主决定的问题，除了因为环保、世博搬迁等原因，要强制性地把一些企业转移出去，或者淘汰掉之外，对于一些不符合上海产业定位的企业，政府也不可能强制这些企业外迁。张兆安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出台一些鼓励性政策引导这些企业进行转移。
邱华云在年初召开的政协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政府在此次产业转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邱认为，上海应该将与产业转移有关的思路、实施路径和区域布局等纳入到上海“十一五”规划中统筹考虑，特别是上海要根据各区县的产业现状特点，对未来几年内鼓励转移的产业、行业目录以及相应的鼓励政策措施等有明确的说法，并纳入到政府具体工作计划中。
同时，上海要加快与各地政府沟通，特别是要争取长三角地区各地政府支持，尽快在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内寻找配套设施完善、当地政府有较强合作意向的地区推动产业转移的工作。
另外，从创造企业产业转移的大环境和保护企业利益出发，邱建议上海要形成“市场化操作和政府引导同步实施”运作机制，建立由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与具体实施载体三个层面组成的产业转移促进机构。
华民则认为:“上海应考虑好为这个调整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如知识人才的规模聚集，让市场完成内外部竞争，市场自动会找到适合的产业。”
为么要产业转移
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的产业转移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内部成本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成本太高，它自然会向低成本的地方转移；第二个是贸易因素，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以本地市场为中心，而是以国际市场为主，那它放在哪里都无所谓，现在江浙一带都是台湾的IT企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供应国际市场的，所以企业在那里建厂就比在上海建厂合理。
“上海的问题是，在政策优惠方面，上海能做到的，其它地方也一样能做到，而上海制造业的商务成本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这两年江浙两省的出口不断增大，甚至超过上海，就很好地说明了上海制造业的这种转移。现在上海如果不做产业调整，产业就会空心化。”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表示。
上海产业发展思路变迁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像很多国际大都市那样，上海希望将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比重提高到70％以上。
为此，上海开始主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出去”。然而，几年时间过去后，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务业发展却不尽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业又令周边的江浙城市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遇。
于是，上海决定将产业重心重新向第二产业回归。过去“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已转变为目前的“二三并举”发展战略。2004年，上海第二产业一改此前的下降趋势，上升14.9%，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超过了50%。
但是，由于资源瓶颈的约束，制造业的商务成本骤升，使上海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出走浪潮再现端倪。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伦敦模式——经济彻底转型，走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性文化创意之路，这可能也是与上海提出的“现代服务业”蓝图最为接近的发展路径。但以中国及上海目前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度、人才结构和制度而言，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种是东京模式——经济立足于本国资源，成为本国银行、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这条路的成功可能性较伦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日本企业基本集中在东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国企业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样，企业变动更受各地方政府影响。
第三种是香港模式——产业资金和投资资金出现置换，产业空洞化，经济房地产化，增长动力来自房地产增值，依赖境外资金流入。上海克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最低。
产业转移的三大难点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近年不断加快，但是行政壁垒，区域差异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在某种程度上，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是此次上海产业转移的先行者，其在江苏省如皋市巨资打造的轮胎生产基地，也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上海企业外迁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
去年11月，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如皋有限公司年产50万条全钢载重子午胎一期项目竣工投产。如今，如皋分公司已经取得了月利润300万元的佳绩。在被誉为沪苏产业合作新样板之余，这一项目也在全国同行业创下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奇迹”。
但是，回想这一项目从决策到外迁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上海轮胎橡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宪在自豪的同时，对于当时面临的困难和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心有余悸。
难点之一：观念难转变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于上海人来说，这表现得尤为明显，只不过他们留恋的是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员工一般都不愿意让企业离开上海去外地，对于企业转移到外地的举动，大部分员工都不会支持，哪怕是这种转移对企业长远发展非常有利。
几乎所有的国企管理层和专家都认为，对于准备外迁的国企来说，这种员工观念意识不能统一的情况是最为棘手的难题。
当初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宪决定把位于上海中心区的一座工厂转移到南通时，许多员工抵制的想法异常强烈，有些人甚至写信给国资委、纪委等部门，指责范宪把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到了外地。
作为一个国企的老总，除了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种指责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范宪顶住压力毅然做出迁移的决定。
现在，因为工厂的迁移，原来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土地腾了出来，建起了新的大楼，租出去一年就回收资金几百万元，固定资产全盘活了。如皋的新工厂的生产成本，只有公司其他几家工厂的60％，当年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
公司的效益好了，工人们的待遇当然也会有较大提升。现在工人们对范宪当时超前一步的决策也赞赏有加。但对于范宪来说，至今仍然感到遗憾，因为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趁机把如皋的一个沿长江深水码头买下来。如今，如皋的地价已经从当时的几万元一亩变成了现在的12-15万元一亩。
“除了解决好企业员工的观念意识问题，领导者的果断与勇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范宪回想当时的情况，不无感慨地说。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大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这是由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的。
“从员工的角度讲，他不愿意离开上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企业应该给员工适当的安排，解除他们的顾虑。这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也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对此进行规范。”上海市政协委员潘名山表示。
难点二:地区性差异难适应
“一旦涉及到具体操作，上海企业在外地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金融就是一个很大问题。企业可以在上海的银行担保贷款，但是在外地就不行。”谈及对外投资的经验，范宪对于地区性差异难题深有体会。
在他看来，国企转移到外地或者到外地投资，应该要比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更加重视对当地整体环境的考察。
“因为外资企业有外商投资法可以保护，而国有企业遇到问题，就没有一个专门法律给予专门保护。所以，除了考虑成本，一定要考虑当地的法制环境和公共政策环境。不要轻易相信某个官员的承诺，因为这个官员一旦调到其他地方，对于下一任官员来说，所有的承诺就不一定算数。一定要保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力。”
张兆安也认为，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整体经济环境比较规范，上海的金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虽然企业外移会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习惯了上海规范管理的上海企业，到了外地肯定会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上海以前也曾有过企业外移失败的例子。在90年代初，上海曾经与安徽等省合作建“长江商贸走廊”，上海很多商贸企业走了出去，但最后的结果大多是失败而归。这些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融入当地的工作做得不够，当地人才培养不够，服务跟不上，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
张兆安强调，上海的一些企业走出去，一定要真正融入当地，而不是仅仅是产品过去了，企业自己好了，却不能给当地带来好处。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近年不断加快，但是行政壁垒、区域差异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这些问题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作为上海企业来说，在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多为当地、多为对方企业着想，而不能光想自己的利益。”政协委员潘名山说。
难点三:外迁企业难确定
如果说前两个难点是准备外迁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如何确定外迁企业这一难题，则更多地是针对政府层面的。
在“十一五”期间，上海要把5000家企业迁出去，虽然政府可以从行业的高度，确立一个大的框架性标准，但是涉及到具体企业，谁走谁留，确定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我们指的低端制造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但是，上海不可能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转移出去，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大城市，上海不能不考虑就业的问题，上海不可能把这些企业一下子都转移出去。”政协委员潘明山表示。
张兆安建议：“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产业转移决不能笼而统之地提，需要对产业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可以按照综合因素，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确定需要转移的企业。”
另外，张表示，在进行产业外移的同时，一定要发展好上海的优势产业，稳定好上海的均势产业，使上海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平滑的过渡，特别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这么多的企业要转出去，产值和利税留给外地作贡献，而留给上海各区的却是大量的就业问题，政府的决心将成为一个关键。”政协委员潘明山认为，这将是对上海各级政府的一个极大考验。（作者：苑二刚，摘自：《上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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