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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通讯员 齐殿斌
手持巨资的温州商贾正把眼光投向改制中的北京国企，他们希望在北京第三轮国企改革中有所斩获。
如何协调资本的逐利性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好职工的安置问
题，破解国企改制的这个“难题”，将是温州商团进京“炒”国企成败的一个关键，更是对北京国有企业改制成败的一大考验
“炒房不利，炒煤遭遇国家投资煤矿政策的准入瓶颈，温州企业家只能通过产权运作进入实业。这是最后的晚餐了。”日前，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笔者：“春节后，受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的邀请，我们促进会将组织一个温州企业家考察团，进京调研北京国企产权项目。”
“随团前往的企业都实力雄厚，包括温州两大财团之一的中驰财团，温州最大的汽配企业冠盛汽配公司等。”周德文认为，“各地的国企改制进行得很快，北京创造了一些机会给大家，我们很看重这次的北京之行。”资金规模至少100亿元
据温州银行界人士推算，温州商团将进京“炒”国企的资金规模，至少达100亿元之巨。“我们完全可以聚集资本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包装之后再卖个好价钱。”一位即将“北上”且颇有资本实力的温州老板私下这样向笔者说。
如果没有北交所的大力推介，温州商贾发现北京改制国企这个“香饽饽”也许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去年12月12日至16日，北交所在浙江杭州、萧山、宁波、温州等地，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倾情“兜售”。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浙江企业家关注、参与北京国企改制。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温州商人我们非常欢迎。”面对100多位温州民营企业家，北京产权交易所常务副总裁杨淦的这样一番话，引发了具有“进京情结”的温商的万丈豪情。“北京、上海是温州商人最青睐的地方，能到北京投资，在温州企业家看来，是一种非同一般的荣耀。”周德文说。
据杨淦介绍，上述项目具体包括北京路桥公司、城建集团、物资总公司、三元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以及几家北京著名老字号，涉及房地产、制造业、酒店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十几个行业。“在北京那些项目中，温州财团可以参股，可以控股，可以收购兼并。但温州人的行事风格更喜欢自己买下来单干，当然也可以几个人合着买下来。”对温州商人颇有研究的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郑巧容说。
北京市国资委主任熊大新表示，该活动对投资方的身份没有限制规定，只要具有相当实力，无论外资、民营或国有资本均可入股。对于拟完全转让或大部分转让的企业，选择投资方的标准就是价格；对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来说，对方的战略、市场、人才等也是必要的考虑因素。
宁波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陆仁中告诉笔者，“浙江国企改制早已完成，北京的国企改制、中关村的项目，对浙江民企而言都是很好的机会，有利于浙江民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他进一步指出，“以前的推介，多为政府部门直接操作，推介会以后的项目进展情况，关注度不是特别高。而北京产权交易所此次的推介活动，肯定会持续关注后续工作。有些项目尽管有难度，但是产权交易所也会尽量去促成。无论是北交所，还是我们浙江当地的产权交易所，都会全力以赴，促成两地交易。”
对于温州企业家对北京国企改制所表现的热情，周德文解读，出现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房团，就是因为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商人，找不到好的项目去长期投资，只能搞短期炒作。全国各地正燎原展开的国企改制，正是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出路，像北京素质好的国企更具吸引力。资本逐利性如何掌控
从最近温州银监分局对103家重点企业营运资金情况分析来看，除银行贷款外，投资土地、控股和其他经营约占26%,若按照目前温州拥有的民间资本1500亿元计算(温州银监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则有390多亿元资金直接在外地使用。
“温州立法征地之后，商业用地的成本越来越高，有的工业用地已经高达200万元/亩。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必须到能够增值的地方去。”周德文说。
对于温州财团进军北京国企，石家庄市浙南商会秘书长王建兴没有感到任何意外，“温州商人的嗅觉绝对灵敏，对政策把握得也比较好。”他说，“温州的亿万富翁确实不少，但是他们绝不会将钱存在银行，都是‘飘’着，投资在各处，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
至于温州商人的资金实力，王建兴举例说，“前几年，石家庄有个项目总投资需要39亿元，运作了两年都没有筹集齐资金，不得不搁置起来。后来温州商人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一个星期之内就筹到了几个亿的头期资金。”
其实，市场人士大多数担心的，并不是温商的资金实力，而是觉得温州资本的逐利天性，会否像以前炒房、炒煤一样，抬高了价格之后，短期之内获了利，就抽走资金呢？“这可是企业，不是某种商品，企业里有职工，有国有资产，真要是像那位温商所言，包装之后再卖出去，那么投资人是有利可图了，企业的发展怎么办呢？国企改革并非某些人发财的工具！”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就曾在媒体上提醒大家对此要保持理性。“温州财团投资北京国企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活跃我国的产权市场；只是他们的这种炒作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对比价，不好判定国有资产是保值、增值还是流失了。”他同时表示，温州财团的这种“炒”法，本身就说明了资本的无序流动，是一种投机行为。
对于这种忧虑，王建兴认为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但他还是觉得，现在的温商已经不再是多年前的温商了，不再是靠小打小闹、赚取买卖差价来获利。“温州商人的资本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如今，更多温商的目标已转到做实业上来，并且要做大做强，而不是再看重短期行为。”王建兴还以温商在河北产棉区投资建加工厂而不是靠倒卖棉花赚差价作为佐证。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部的一家国企，已经完成改制，但幕后出资购买者实际上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幕后出资人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为在企业原有的产品上有所斩获，而是看中了这块地皮，将来用于商品房开发。”很多市场人士担忧，温商资本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这种情况发生，不是没有可能。
一位参与过国企改制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表示，如果按照规定程序购买了企业，在政策上讲，只要有关的规划部门批准原来的厂区用地可以用作其他开发，“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市场人士提醒，还是应该对此有所防范，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弥补可能造成损失的漏洞。民资引导和监管之急
“温州民间资本转战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资本的发展缺乏明确的政策引导和监管。”社科院的另一位专家这样解释。而这种积存已久的担心正在一步步明朗化。
在1月9日开始的温州市“两会”上，由于大部分在温州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是两会代表，因此，在会议过程中，投资北京的国企改制，自然成了这些企业家广泛交流的一个话题。同时，在温州市的“两会”还传出一个重要消息———温州将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以此迎接在外地辗转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回归”。
“在‘两会’上获得通过的温州‘十一五’规划，工业经济领域强调要重新加大温州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工业领域的投资，整个投资规划为4100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投资1000亿元、银行贷款是1500亿元，其余的1600亿元投资都是留给温州民间资本的空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周德文会长兴奋地告诉笔者，温州民间资本再也不用愁没有“用武之地”了。
而当地一位不便公开身份的人士则暗示笔者说，政府此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在外地投资遭受了很多“不愉快”。
“其实，国家现在对待民间资本的发展已经非常宽容了，政策上也宽松多了，但还缺乏细节性的规范。比如，哪些领域民资可以去、哪些领域不可以去，政策上还不够明确，而这正需要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有些领域放开了，但监管又跟不上，也就是说政策的配套没有跟上、还不够完善。”周德文告诉笔者，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瓶颈。
温州的民间资本超过千亿元，全国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民间资本的强大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而对其的正确引导和监管也就显得格外举足轻重了。
温州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创造性突破，“非禁之路，有需之让”，这是温州“两会”对待如何引导监管温州民间资本发展定下的一个主调。“非禁之路，就是只要不是政策明确禁止的领域，今后民间资本都可以进入发展；有需之让，即只要是有社会需求的领域，政府也会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周德文对笔者这样解释。
而在周德文看来，温州此举实质上是在寻求如何引导监管民间资本上的一次全新的大胆尝试。国企改制“人往哪去”？
据了解，北交所在浙江展开的“推介”，主要包括180多个北京市国企招股项目、中关村高科技公司及金融资产包等三大块。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温州财团最“倾心”的还是北京市的国企招股项目，其中北京一些毛纺厂最受欢迎，“属于自己企业上下游的相关企业他们最感兴趣，这样才能与温州全国著名的轻工行业相匹配，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开发国企”已成为温州资本新的逐利目标。
无论如何，温商将兴趣聚焦在国企改革上，市场上还是充满期待的。“活跃产权市场，带来先进、灵活的经营管理经验”就是很多人看好的。
一位专家表示，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民营股份的参与。而且，国企改革进行到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包袱比较重、陷入两难阶段的企业，通过民营力量推动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是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即使市场猜想最后都处于利好的一面，那么摆在温商面前的困难也不是不存在的。“钱从哪来，人往哪去”，一位专家形象地道出了国企改革的最主要矛盾，“现在‘钱从哪来’可能不难解决了，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人往哪去’？”这位专家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有其特殊的“公益性”功能，既不能对社会就业产生动荡感，又要盈利，如何锻造好这把“双刃剑”并不容易。“处理好职工身份转换，经济补偿问题最为关键。”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1月22日表示，维护广大职工合法的知情权、参与权，对于国有企业改制健康、有序进行意义重大。
在国资委近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对落实职工知情权、参与权，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如企业改制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需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改制；改制企业要向广大职工群众讲清楚国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改制的规定，讲清楚改制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企业的发展思路；在改制方案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职工群众意见，争取广大职工群众对改制的理解和支持；要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布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以及企业主要财务指标的审计、评估结果等。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意见》还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的，改制后企业要继续履行改制前企业与留用的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留用的职工在改制前企业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改制后企业的工作年限，原改制企业不向继续留用的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对企业改制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再继续留用的职工，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企业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不得强迫职工将经济补偿金等费用用于对改制后企业的投资或借给改制后企业使用；企业改制时，对经确认的拖欠职工的工资、集资款、医疗费和挪用的职工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原则上要一次性付清；改制后的企业要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政策规定的各项社会保险关系，并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等等。
笔者认为，温州商团资本将进入北京参与国企改制，无疑必须执行国务院国资委的《实施意见》。但如何协调资本的逐利性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好职工的安置问题，破解国企改制的这个“难题”，将是温州商团进京“炒”国企成败的一个关键，更是对北京国有企业改制成败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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