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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
中国资本市场上活跃着至少高达8000亿的地下金融。
2005年12月29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发布实地调查研究的国内首份《中国地下金融调查》(以下简称《调查》)正式出炉。《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地下金融的规模高达8000亿元。
据了解，这个课题始于2004年，调查员们组成76个独立调查小组，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调查。
其中包括民间金融一向比较发达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以及地下经济比较盛行的黑龙江、辽宁、河南等省，同时，对云南、贵州等西南边贸发达和经济相对落后省区也进行了实地考察。
调查围绕着非正规金融规模、农村非正规金融状况、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展开，调查员们将不同类型的问卷分别发给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知情的城镇与农村居民等。
据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称，调查测算的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已达28.07，也就相当于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8.07%。
绝对主角
在高达8000亿的地下金融当中，私募基金起到了主导作用。而据证券市场资深人士分析说，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私募基金就有了，只不过初期非常隐蔽。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除证券市场以外，债券市场、彩票市场等都存在着私募基金。
《调查》显示，全国私募基金占股民投资者证券交易资金的比重在30%至35%之间，其总规模在2001年达到了8000亿元；2002年以后，由于市场行情不景气，私募基金规模有所收缩，但总规模仍然在6000亿元至7000亿元之间。也就是说8000亿地下金融，私募基金占了近九成。
李建军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地下金融活动的典型形式是间接金融，以合会等民间借贷为主，非金融企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也属于此类；间接金融活动主要是企业、单位或个人未经过批准通过非法手段募集股份、发行债券和彩票、私募基金等进行融资。
做为地下金融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私募基金又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根据其内涵一般可以分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也可称为风险投资基金)三种。
我国私募基金通常专指从事与证券市场投资的、非公募形成的机构投资者。据估计，国内A股市场的私募基金规模大约有5000亿元人民币，规模较大的单一基金数额估计约2～3亿元人民币。随着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以及外资背景的投资机构的竞争，私募基金也面临着结构性变动。
李建军的项目组在书中有关地下金融对经济的影响部分指出，地下金融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浙江和福建等省，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地区的一些民间金融机构比正规的机构往往有更好的运作绩效和较低的不良贷款比率。项目组因此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区别对待地下金融的不同组成部分——打击取缔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金融，扶持并管理有利于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花旗银行2005年1月份的报告说，2004年5月到10月，中国国内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这些“体外循环”的钱形成了中国的“地下金融”现象。
早在199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曾经上书有关部门：“地下金融交易之所以猖獗，主要原因是国家银行控制得太严，是金融垄断的结果。大量地下金融的存在，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影响”。
逐利本性
某种意义上，地下金融的形成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正是由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和农村投资渠道的有限，为地下金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以温州为例，温州地下金融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更是形式多样，盛极一时，当时温州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30%-40%均来自于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前存在的民间信用活动，其形式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下金融已由传统的互助性演变为以盈利性为目的的信用活动。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融资对解决很多方面的资金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总量的扩充、流动，确实起到了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
2004年12月，以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蔡灵跃领衔，与其同事刘守谦、陈明衡所做的课题《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就温州民间资本规模所得出的匡算结果是：2003年末，温州民间资本规模2770亿元，而资本积累仍在加速进行。毫无疑问，这一结论现在看来当然已经过时。该课题的研究对象限定为温州区域内的民资，而不包括其潜隐外流的绝大部分。
一位温州老板表示，大量的民间资本在本地缺少更好的投资渠道下，必然要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准确地说，温州市场大量地下金融的投资，的确获利很多。
以吉林为例，《调查》显示，从民间融资供给方面看，吉林省民间融资之所以越来越活跃，是由于一些居民手中钱多了，即所谓私人财富日积月累，累积成民间融资资金的泉水源头。追逐更高回报的本质决定了人们手中现金资本的去向。现行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税后仅为1.8%，而民间融资最高年利率可达50%，高返利、高收益吸引一部分居民把手中的富余资金转向民间投资。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院长戴天柱向记者表示，民间资本追逐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利润他们不会投资。温州资本外流一方面说明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对他们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当地的投资利润回报较小的前提下，这部分资金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现在很多地方瞄准温州，打出优惠大旗，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民间资金。
堵不如疏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经济落后地区，其地下金融活跃程度越高。上述调查数据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民间融资比值最高，为47.46%，高出经济发达地区15.4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穷地方”有近一半的企业存在民间融资行为。同样，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参与民间融资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前者高出后者8.78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另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来自于中小企业融资。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除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外，更多依靠非正规的金融途径，如私人钱庄、企业相互拆借，甚至是企业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融资等。从结果看，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三成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西部6省和中部均接近四成，东部最低也超三成。在全国被调查的17个省份中，有的省份中小企业非正规贷款比例甚至接近七成。
一位金融界观察家认为，对于地下金融的存在，与其堵不如疏。在一定程度上，地下金融承担着补缺的作用，因为有些小企业或个人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只有依靠地下金融才能短期内解决问题。当前的环境有适合地下金融生存的空间。而恰恰是在这个空间里，地下金融能获取很多收益，这是导致地下金融越来越壮大的根本原因。
去年7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王自力在“中国财富论坛2005”演讲时指出，在民间融资法没有出台，应先试行民间融资管理暂行办法，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合作平台，以约束、规范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其中尤其是对民间借贷最高的利率的方式，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合作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发挥其拾遗补漏的作用。
对于所谓公开化、合法化民间金融组织应该怎样强化对他们的监管，是监管当局如何转变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问题。
由于他们在业务的范围、市场的定位，财富状况和资质的高低方面档次不同，差异很大，因而金融监管应该按照一定标准将其划分成不同类别，然后实行有针对性分类监管，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不同的机制，不同类别的金融组织监管当局监管力度应该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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