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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村民纷纷逃往邻岸香港的穷村，到一个上世纪80年代后几乎与大邱庄齐名的“南国第一村”，再到几近衰落的现状，深圳万丰村在改革和实践中已经走过了17年。
在行政村的基础上建立股份公司，村民变股民，17年来，万丰村的实践深深影响了深圳乃至全国的农村。深圳万丰村创造的“万丰神话”为什么会在17年后的今天走到窘境？
有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转换，这种新的治理形式的核心是民主化基础上的法制化
□田加刚 本报记者 景剑峰 发自深圳
能人创造“万丰模式”
2006年1月16日，正是数九寒冬，深圳宝安却艳阳高照，宛似酷夏。
“我们要求万丰集团向广大投资者公开20年来的财务，弄清楚这些钱去了哪里？”站在位于万丰村的万丰集团公司大楼前，万丰村村民小潘对记者说。
小潘所在的万丰村隶属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位于珠江出海口的东北角，广深公路北侧。村子呈南北向，从地图上看，形似一只永不沉没的战舰。万丰村全村总面积3.62平方公里，有5个村民小组，本村人口2000多人。它是个典型的单一姓氏村落，99%以上的居户都姓潘。
1984年，万丰村在全国农村率先推行股份制。成立万丰股份公司，由部分党员带头，每人投资5000元入股，村民效仿，共62户筹集资金25万元，建立起第一个股份企业，开创了农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引发了农村一次变革。
“万丰模式”即“共产主义股份制”的模式，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享誉国内外，曾引起学术界、舆论界广泛的关注。万丰村因其突出的成就，被誉为“南国第一村”，与大邱庄齐名。
带领村民致富的是被誉为能人、后来又被广受质疑的潘强恩。
实际上，在80年代之前，万丰村跟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是个穷村，村民纷纷逃往邻岸的香港。万丰村后来的迅速发展，跟这个村长期以来的领导人潘强恩密不可分。据媒体的报道，潘强恩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自我期许是“做中国的欧文”，希望能在万丰村建立一个“乌托邦”(微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在80年代初他担任村支书后，便着手进行改革。
在万丰村的大事记上，以下的记载引起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注意：
1981年底，富有改造社会理想的乡村医生潘强恩出任村党支部书记。
1984年，万丰村在全国农村率先推行股份制,引发了农村一次变革。
1985年，万丰股份公司将辖区两工厂折价600万元(即600万股)，面向全村发行内部股票300万股，回笼资金300万元。是年，万丰村向股东第一次分红，利润高达20%，第一次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的模式，万丰村的经济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1987年，成立万丰全民公司，贷款400万元给没有参股的村民投资入股，使万丰村1800多个村民成为万丰股份公司的股东。这在后来成为潘强恩共有制理论的主要实践依据。
1992年，潘强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讲共有制理论，与会7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万丰村股份制的成功经验。是年，村民平均收入8000元，90%家庭拥有楼房，实现了“股份制户户致富，共有制人人当家”的口号。
1995年，潘强恩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年，万丰村收入突破亿元，村民人均收入19000元。
2000年，万丰股份公司更名为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拥有资产14亿多元，年销售额为3.5亿元，下属十几个分公司。万丰村的声誉达到最鼎盛。此外，万丰在文化建设方面还创下了不少全国第一，如兴办了全国第一个村办博物馆、主办了全国第一家村办刊物《万丰文讯》等。
“万丰村的实践深深影响了深圳乃至全国的农村尤其是‘城中村’。当前中国很多‘城中村’都在行政村的基础上建立股份公司，村民变股民，可以说都是依照‘万丰模式’这个‘模具’建立起来的。直到21世纪初，万丰村都一直被赞誉为‘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楷模’。”一位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投资和欠债
“万丰大事记”的最后一个记载是：2001年12月，万丰与江西兴国县签订购买3000亩土地合同。
事实上，2002年是万丰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按照惯例，每年年初万丰集团都向股东发放前一个年度的分红，但是2002年元月股东们却惊讶地被告知，万丰集团从此停止分红。他们向万丰集团了解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分红已经分够了，大家的投资都已经取得了回报，不再分了。沙井蚝业村一陈姓股东告诉记者，他上世纪90年代初投资万丰集团26万元，至2001年停止分红时，12年来总共才分了9万多元，连投资的一半都没拿回来。
2006年1月，在深圳宝安区委宣传部，当记者提起“万丰模式”时，一个王姓科长说：“‘万丰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但最近几年宣传很少了！”他说：“闲谈时听人说万丰村欠银行10个亿！”但对这个数字他马上又纠正说：“这是听说的，具体欠多少我们也不清楚！”
而对于万丰的衰落，王科长则以肯定的口气分析了原因：万丰的问题听说是出在投资失误上，这在整个深圳都有一定普遍性。深圳不像佛山、中山，本地的民营企业很少，基本都是外来企业，万丰村长期以来的发展主要靠出租厂房、宿舍收取租金，收入来源十分单一。外向投资经营经验不足，极容易出现问题。
据万丰集团总裁助理刘云红介绍，万丰近几年对外投资的确比较多。记者发现其投资基本用在购买土地上。刘介绍，万丰主要对外投资有：在海南省以4万元一亩的价格购买了200亩地，作商业开发用；在东莞市公明工业园，购买了100亩土地；在东莞清湖，建了一个工业园，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左右；在惠州市有一块地，面积99亩；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内，有1万平方米工业厂房；在江西兴国县，购买了2000亩土地作农业开发用；在山东聊城市郊，兴建了12000平方米的“万丰购物中心”;在云南省正在兴建“万丰边境贸易基地”。介绍中，刘云红反复强调：“这些土地现在都涨价了，是良性资产。”
但是，正是上述所谓“良性资产”，使万丰的经营举步维艰。在刘云红向记者介绍情况的前一天，在万丰集团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万丰集团现在十分艰难，必须降低与各投资者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才有可能还清欠投资者的分红并继续维持经营。
万丰的经营究竟有多困难，万丰村民向本报记者提供一系列资料表明，万丰集团目前的欠债累计达十几个亿，万丰居民人均负债55万元。根据这些资料，万丰集团及其子公司、分公司部分欠债如下：
一、万丰社区财政所一个资产负债表表明，万丰集团股份公司流动负债合计40297万元；二、同样来源于万丰社区财政所一个表格表明，万丰股份合作公司负债20531万元；三、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借贷记录表明，万丰载丰实业有限公司欠银行贷款4610万元；四、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资料表明，商厦公司负债4682万元。五、沙井街道办事处专门成立的财务审计小组最近公布了万丰集团自2001年以来至2004年拖欠股东红利的情况，拖欠总额为2.3亿元。
除了上面有据可查的约10亿元的欠债外，村民还有一些听说而来的欠债数据，如：高息非法吸纳社会公众存款1.3亿元(深圳市公安机关初步认定并公布的数额为6000万元)、拖欠工程款1.83亿元、其他欠款2900万元等。
鉴于万丰集团存在的问题，去年9月，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向相关银行进行了通报，要求各家银行切实防范信贷风险。随后，银行采取了增加抵押物、压缩贷款余额等方式以降低信贷风险。
在谈到万丰的衰落时，沙井镇宣传部长赖为杰说：“也不能说是衰落，但万丰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是很大的问题。”
纪委书记分析四大原因
万丰集团的巨额负债以及拖欠分红，引起了投资者、村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当初带领大家致富的能人潘强恩一手造成的。从2001年停止分红后，部分村民就开始向各级政府部门上访。2005年6月村党支部换届，而继任村支书是潘强恩的儿子潘泽勇，矛盾进一步激化。
鉴于村民反映的诸多问题涉及个别党政干部、党纪乃至涉嫌犯罪，宝安区纪检部门开始介入调查。今年1月宝安区纪委书记张文枢告诉记者：区纪检委刚刚介入调查，时间很短，证据也需要掌握扎实一些，估计近期还不会有调查结果。
沙井镇纪工委副书记陈惠田是处理万丰事件的“联合调查组”副组长，几乎每天蹲在万丰社区。对于万丰集团从无限辉煌走到如今这步田地，他分析认为有四个原因：
一、公司对外投资伤害太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万丰模式”十分辉煌，到处投资扩张，而这些投资主要都是买地。原因是，潘强恩认为，把土地买下来了，就成为自己的了，子孙后代都能够用。在海南、中山等地大量出资，购买了大量土地，还惹了不少官司，但基本都是亏本买卖，没有什么收益。这应属于决策失误。
二、经营成本增加。万丰集团的收入来源十分单一，主要是出租厂房和宿舍给外来企业，租金长期不变，因此收入长期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而经营成本却逐年增加。厂房旧了要维修，管理人员工资要增加，但跟村民的三七分红又没有变，于是造成巨额负债。潘强恩又爱面子，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三七分红，到后期愈来愈难以维持。
三、机构庞大臃肿。万丰股份下面有很多子公司、分公司，机构庞大复杂，虽然解决了万丰村民的就业，但并不符合企业的运作规律。
四、非生产性开支过高。1、建设万丰文展馆。展览万丰村历史的博物馆，上层领导只要过来，都要来这里参观，花去了集体大量的资金。2、办万丰杂志《万丰文讯》。是宣传万丰文化的月刊，一个村出一本期刊，耗费资金不少。3、成立粤剧团。该团还曾到过北京演出，耗资巨大。4、建万景楼。5、建侨联大厦。6、办了一幼儿园一小学，资金全部来自村里。7、各级领导、研究人员一批批前来考察参观，出了许多本书，“万丰模式”业已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但因此花费也十分巨大。
陈惠田书记最后说，总之应辩证看待万丰村，它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现在遇到的困难也是暂时的，不能因为现在巨额欠债，就把以前的功劳也一笔勾销。
沙井镇宣传部长赖为杰有着另一看法，他认为，万丰现在的问题，实际上不一定是领导干部个人的问题，而可能是体制、模式本身出了问题，“万丰模式”能够适应改革初期的市场环境，却无法适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这种模式家族化管理，管理水平低，技术含量低，对外投资失误就在所难免。
对于投资失误的说法，万丰集团现任董事长潘泽勇(即潘强恩小儿子)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谈到投资失误时，他对记者说:“这不是潘强恩个人的原因，而是宏观气候的影响，90年代初全国房地产热，后来国家宏观调控，形成房地产泡沫。”
能人治理走向民主治理的转折点
在当地，似乎没有多少人否认潘强恩是一个能人。他带领万丰村致富并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后，他已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了。他经纶满腹，是“共有制”理论的首倡者，是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广东省八届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代表、宝安区人大常委、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深圳市三大商界风云人物。不少学者在研究“精英人物影响社会”、“能人治理改变农村”时，潘强恩都作为一个典型被引用。
据报道，潘强恩热爱文化，家有五万本藏书，一直以“一天一千字，一年一本书”的速度进行写作，现在还正在写《梁启超评传》，如今已出版了10多部著作，发表了近30篇理论文章。潘强恩立志做现代的“潘欧文”，他一直把万丰村当作他的共产主义试验品，万丰村因此深深烙上了他的个人痕迹。
潘对文化的热衷，自然也投射到了对万丰村的建设中。早在1984年，万丰村就投资400万元，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建成了占地面积近300亩的万丰公园，号称中国第一个村级农民公园。之后，村里又投资1200万元建起了有1100个座位的万丰影剧院。1993年，万丰村成立粤剧团，共演出了现代、古装大型粤剧30多部，自己创作的剧本有4部。虽然是个村级剧团，但万丰粤剧团经常获邀在广西及广东的广州、东莞、佛山、深圳等地演出，每年要演120来场。村里每年用来发放演职员的工资和奖金就高达约20万元！还常请一些名编剧、导演、演员前来传经送宝。万丰还兴办了全国第一个村办博物馆：万丰文展馆，筹建于1994年，占地1600平方米，耗资200万元。1994年3月万丰创办了自己的文化月刊《万丰文讯》，11年来已出刊130多期，每期都分发到每户村民家中和100多家工厂、企业，曾入选深圳“十优”企业报刊。
万丰新建的融南北之长的仿古建筑“万景园”，占地20亩，园内由万景楼、龙狮武术馆、文化中心楼、福镇门、文宗门、文化长廊、亭台酒轩等组成，是个旅游的好去处。但这个“万景园”，在村民口中却遭到唾骂。他们说，万景楼耗资1680万，其中1000万是村民勒紧肚皮向沙井商业银行借贷的，仅一楼几个铺位有人承租，月收入仅4000多元，而卫生、保安支出却要5000多元，还不算水电费，商业回报率也是负数！
万丰村民告诉记者，潘强恩请人为他著书立传，花的都是集体的钱，1998年10月，根据潘强恩的小说《新桃源梦》改编的粤剧“大潮”进京演出，仅仅是剧院租金就花了200万，劳民伤财。
万丰集团与股民的矛盾爆发于2005年5月，此时正值居委、党支部换届选举时。选举矛盾、废票认定标准显失公平与其他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了万丰的总危机。万丰股东代表潘海金对记者说，村民们有着强烈的民主管理万丰的愿望，而万丰集团领导班子却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脱离群众，漠视群众的利益，实施的是家族式管理，平时决策“一言堂”，不严格按照公司法处理日常工作事务。而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万丰村已形成有近10亿资产,百多家企业公司,3万多外来工的超大村庄。仅仅依靠少数,乃至个别人进行决策和管理显然较为困难,不利于调动下属企业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并会加大市场风险，个人决断型的威权治理因此受到严峻挑战。
根据有关方面提供资料表明，万丰集团的一些子、分公司，其负责人大多是潘强恩的亲属。如：万丰载丰公司董事长潘泽雄是潘强恩大儿子，深圳黎明光电公司总经理陈志军是潘强恩的亲舅舅，深圳全田公司董事长潘强寿是潘强恩的亲弟弟，等等。
有专家认为，能人权威、能人治理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它对社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能人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有限性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求的矛盾会日益突出。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转换。万丰村正面临着体制改革和权力重组,其重点是民主化基础上的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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