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松涛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早在1999年底就已出现‘临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认为，“临工”和“临工集团”的出现，是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
杨善华所在的课题组一直在对广东省东莞市的民工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尤其是东莞，几乎都是给境外的企业生产。在整个利润分割的过程中，民工处在利益链的最末端。
“他们认为自己无根、无助、无望。”杨善华认为，民工都很现实，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要增加工资。企业老板也很为难，在税收等外部因素恒定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少，甚至得不到订单。这就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资博弈。
杨善华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民工荒”现象，其实只出现在熟练工这个层次，非熟练的工人从来都不缺。为了留住熟练工人，企业想出了很多办法，但熟练工也在盘算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怎样才能更好的生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工’和‘临工集团’得以出现。”杨善华说，“‘临工集团’是个很隐蔽的群体，外界可能并不察觉。‘临工’是附着在民工群体上的，是民工内部的分化。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民工从普通民工中分化出来，成为‘临工’，可以跟老板讨价还价，获得更高的报酬。同时，在‘临工集团’内部也有分化，最早的‘临工’往往成为‘临工头儿’，负责组织‘临工’，联系企业。“这种分化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是民工对社会生态环境认知的过程。”
杨善华认为，“临工”的出现，对企业、市场、当地产业都提出了挑战。由于“临工”都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企业离不开他们，民工在同老板的博弈中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相反，他们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为此，企业不得不多支付报酬。
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企业通过裁员、引进先进设备等方式来减少工人的使用。这样的过程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杨善华认为，“临工集团”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有什么意义，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出现“临工集团”这样的新事物是可以预计的。“我国的特点是，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控制很严密，另一方面，基层的自由空间也不小。老百姓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来应对制度上的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新现象，‘临工集团’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