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未必是坏事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高储蓄率未必是坏事

　　——1月25日至29日，达沃斯论坛在瑞士“开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论坛上透露了诸多中国经济改革的相关讯息。对于这些讯息，国内学者是如何进行解读的？带着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

　　记者 钟文倩

　　本期访谈人物：张军

　　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兼任上海市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陕西财经学院客座教授和南京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等。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经济学季刊》(CCER)等多个全国学术刊物的学术编委和丛书的主编或副主编。

　　外汇管制名存实亡

　　《上海金融报》：张教授，您好！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存在，而且许多专家也认为，今年将继续升值3%~5%，那么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中国汇率改革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军：人民币自去年7月21日升值并告一段落后，最近，其升值压力又开始明显地积累起来了。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去年增加了2000亿美元，其中，有约1000亿来自于贸易顺差，这非常罕见。因为中国贸易顺差这么多年来一直维持在200~300亿美元，但去年一下超过千亿大关，所以很引人注目。

　　问题是，从现象上看，盈余量越来越大，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国际贸易上赚的钱越来越多，它对于人民币升值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但是我认为，这个现象本身不能完全归结于汇率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汇率这个原因造成的。然而这个现象会对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两个问题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你外汇多了，人民币就要升值；而外汇为什么多，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升值。所以这两件事是应该分开看的。

　　《上海金融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将放宽国内企业与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限制，包括允许他们自由购买外国货币。那么，您认为，这一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条件和环境是否已经成熟？

　　张军：我觉得周小川行长这句话透露的信号是，由于这些年经济的发展、金融方面的改革、外汇和汇率的问题，正在逐步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这些问题已经被列入了未来改革的时间表。我们只是没说而已，因为贸易的增长，外汇储备的变动，这些都不是今天才发生的，都已经经历了一个过程，而我们也肯定会逐步来解决。

　　过去，我们的外汇是管制的。1994年并轨之后，管制减少了，但经常项目开放比资本项目要大。在经常项目上，企业都可以参与外汇的买卖，但资本项目上管得比较紧。现在，周小川行长说，企业和居民将能够自由买卖外汇。我觉得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出台的，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但可能这个过程会越来越快。因为我想即使可以自由买卖外汇，老百姓也不会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原因很简单，人民币在升值，所以你即使加快放开，也不会出现翻船的情况，也符合改革方向。

　　现在据我了解，许多老百姓都在把外汇卖给国家。因此我个人认为，我国大幅度地放松外汇管制的条件和时机应该说已经基本成熟。因为，你现在已经找不到更多的、进行外汇管制的理由了。实际上，这个外汇管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据悉，将来浦东还要率先设立小额外币兑换机构试点，这对于外国游客就比较方便，不需要跑到银行去了。

　　《上海金融报》：允许国内企业与个人自由购买外汇对人民币升值会有减压效果吗？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又会有哪些影响？

　　张军：我觉得这些变化不会影响大局，也不会冲击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中国的汇率已经走上了最终走向浮动汇率的通道，并在2010年以前基本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水到渠成地在做，它对汇率也不会有大的影响。我觉得，中国的汇率问题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都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了。

　　风险在于会否升值过快

　　《上海金融报》：允许购买外汇，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无疑是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对此，您认为国内企业和个人应该做哪些准备，以避免汇率风险，达到资产保值增值之目的？

　　张军：对企业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它本来就可以买外汇。当然，这里涉及到汇率风险，现在由于我们不是浮动汇率，所以这个风险由国家来承担了。一旦将来汇率完全浮动，那么购买外汇者就要自己承担这个汇率风险了。但目前风险还不是很大，因为还不是浮动汇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持有外汇，还是持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所以唯一的风险就是，人民币是否会升值。

　　除此之外，问题还有，升值的速度、每次升值的幅度。另外，由于汇率改革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没有人会去投机，肯定会按需去购买外汇，而不会去套汇，甚至于会减少套汇，因为根本没有必要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讲要逐步放开汇率，而周小川行长的这番话，就是把这个公开的秘密进一步挑明了。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让交换更为便利。

　　《上海金融报》：对于周小川行长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比例不超过50%的论述，您怎么理解？

　　张军：这个内容原来也是没公开的。而周小川这次讲话，其用意我想在于，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在将来定价的方法上也主要不是钉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

　　那么也有人说，如果在“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比例过大，那么与钉美元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由于中美贸易额巨大，美元权重大一点也属正常，但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比例。现在他说美元比例不超过50%。这就告诉大家，人民币的定价起码与完全钉住美元是不一样的。但同时美元仍然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货币，这样就为将来人民币逐步走向浮动汇率打下了基础，因为要浮动，就不能钉住一个货币。

　　高储蓄率未必是坏事

　　《上海金融报》：中国国内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国内居民储蓄已经占到了GDP的40%以上，那么您觉得中国居民储蓄率降到多少，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张军：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多少储蓄率是一个合理的水平。我认为储蓄率从长期来讲，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储蓄率越低。从经验上看都是这样。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储蓄率会慢慢降下来。

　　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我认为，储蓄率高对中国经济未必是坏事，更多的则是好事。有了储蓄，就有了这么高的资本投资。也有人说，储蓄率那么高会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呢？我说不会。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很大一部分用来买房子了，买房子就是消费。但统计上它被算作了投资，然而，在当年，它就是很大的消费。

　　那么，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里，内需是不是下降了？我说不是。从宏观来看，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假如消费需求下来了，投资需求就上去了，因此总需求并没有减少。所以，国内两种说法都没有根据。

　　储蓄是一个长期现象，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短期现象，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宏观现象。它受到了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例如，我们不能出台一个政策把储蓄降低，这是做不到的，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老百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了，储蓄才会降下来。韩国就是这样，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其储蓄率和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高达40%，但今天却只有20%多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了。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期，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家都没有储蓄，所以转到市场经济之后，原来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等都要改革，而所有的这些都不能用40%来解释。但这使正常的储蓄率之上，增加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等因素，从而推高了储蓄率。

　　等到这些问题随着经济发展都被解决了，储蓄率自然会下降，所以我觉得不能认为现在是40%，10年以后还是40%，这是不对的。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买到房子，等到将来房子的私有化达到了90%以上，储蓄率一定会下来。但是储蓄率不可能降到零，20%很正常。像印度、亚洲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是这个比率。

　　《上海金融报》：当下，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方兴未艾，那么你是否觉得，这些外资银行会凭借其优势使中国储蓄出现“大挪移”呢？

　　张军：我觉得不会，因为老百姓储蓄是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这很有意思。你在原来银行放钱久了，今后你还是会这样做。例如，俄罗斯、东欧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91年转型之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并允许外资银行入驻，也允许私人办银行，但老百姓依然希望把钱放在国家银行。这个现象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在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之间，转型经济的老百姓肯定更愿意相信国家信用。

　　虽然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与当时的俄罗斯和东欧的私人银行相比，其信用度更高，但这并不会影响老百姓的行为。你会认为，股份制改造后的中国银行的信用会比花旗银行差吗？因此，这对老百姓的储蓄不会有影响，但对

理财和投资而言，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外资银行在理财投资的经验、产品和渠道等方面，比国内银行要丰富得多。但因为国内银行这两年会有比较大的改革动作，通过上市等逐渐变成一个国际性银行，所以将来在理财投资这方面也会慢慢具有

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