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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特”，在今天如果不是改革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的代名词，恐怕就很难再续写它的个性化的历史。
★文/《小康》特约记者 叶湘
“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到深圳，因为那是个生产神话的地方；如果你恨他，就让他到
深圳，因为那是个靠梦生活的地方。”在深圳工作生活过的新移民恐怕对此都不会否认：因为传奇式的“深圳速度”，深圳吸引了众多艳羡好奇的目光；因为怀揣创业的梦想，众多的有梦人趋之若骛。
2005年是深圳成立经济特区25周年。“莲花山下，依旧的车水马龙，流光异彩。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如炬，健步如飞。”2002年“我为伊狂”引发大讨论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结语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更加“车水马龙”、“健步如飞”。
特别的“礼”
2006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部30万字的著作《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此书因为“解密深圳二十年命运的六大关键时刻、深圳'十大风波'的真相与隐衷、深圳一千万人为改革生为改革死的苦痛尊严”，并因痛斥学界“4种骂客”“至少伤害了深圳上万名改革者，耽误了深圳10年的发展，造成上100亿的损失，实乃改革之敌，特区之痛，学界之悲，学者之耻！”，引发了人们对深圳的再次高度关注。
或许这是青年学者陈宏用6年的时间叩访了154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后，献给深圳25周岁的一份别致的礼物。
GDP年平均增长28%，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40.2%，地方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35.2%，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37.9%。到2004年，深圳每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了1.75亿元GDP和6000万元的税收，每万元GDP能耗和水耗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工业污染全面达标排放的城市。从一个3万多人口的“小渔村”巨变为一个拥有1200万管理人口的副省级的现代化的大都市。这就是深圳的25年，25年后的深圳。
2005年8月24日，就在深圳25岁生日的前夕，一贯以速度和实干著称的深圳特区，破天荒地以一系列务虚的研讨会的形式来为特区祝贺生日。“改革创新与特区新使命理论研讨会”更是从深层次探讨了特区的新内涵、新定位和新走向，从而再次试图回答深圳特区还能特什么还能特多久的问题。
“特”在哪里
广东省最初要求成立特区的初衷是：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个地方，用比较特殊的政策，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单独管理。小平同志当初关于特区的名称和定位是：“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他还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被称为“深圳主义者”的因特虎网站和俱乐部创办人黄东和，对此的诠释是，把深圳特区与陕甘宁特区相提并论，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深圳的作用与地位仅仅局限在“出口加工区”这样低浅的、纯经济的层面，而是希望深圳特区为被极“左”思想窒息得濒于绝境的中国全方位突围。至于后来深圳特区在字面上还是称为“经济特区”，那是因为“左”倾余毒还没有完全清除，是一种灵活机智的变通、折中和权宜，是务实的“猫论”精神的生动体现。深圳之“特”如果说仅仅是特在几条经济政策的优惠和特殊，那么，深圳的意义就被降到了非常低、非常有限的层次上；但如果是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排头兵、试验田和风向标，特在为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尝试，那么，深圳之特的意义就非同小可。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提出，深圳最特的实际上是在理论创新上。深圳改革开放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才是深圳为全国作出的最大贡献。
实际上，25年来，深圳为全国先行先试的政策和改革项目就有200多项，与此同时有太多的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深圳经济特区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与上层建筑的改革息息相关，当年特区土地有偿出租就是改革在先、修宪在后；当年蛇口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明确提出，要“以特别立特区之位”，并指出深圳特区的新内涵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对于深圳如何在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前列，著名经济学家、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特别能改革，就是要在综合改革试验方面做出表率，现在国家迫切需要在综合配套改革和整体上实现重大突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应该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甚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一些探索，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还能“特”多久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提出，现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改革、创新，做示范，那么特区的历史使命在我国会不会终结？特区还“特”在哪里？
实际上，了解深圳不长历史的人都还清晰地记得，“深圳特不特”，“还要不要特”的问题早在10年前，也就是深圳特区15岁生日的时候就争论过。
由《经济日报》策划的系列报道从《深圳特区还能“特”下去吗？》开始，《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金融早报》纷纷跟上，而后因为时任中国科学院国情小组研究员的胡鞍钢在香港《明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主张“特区不特”》引发大讨论，最后由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先后在《深圳特区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专文，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先后间接发表谈话才得以最后平息。
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给深圳的特殊优惠政策是否会造成经济特权，从而给公平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造人为的障碍，从而拉大地区发展差距？最后的结论是，深圳还要特下去，深圳的政策不会变，深圳拥有先行先试“试验权”的方针不会变。
而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深圳“老问题”，深圳市两位原市委书记李灏和厉有为的回答是，特区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也没有完成。因此，“不仅要在经济制度上创新，还要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全面创新。”高尚全对此认为，这是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的科学定位，标志着经济特区已由以经济政策创新为主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是经济特区功能定位的飞跃。
黄东和提出，那种视深圳特区为纯经济特区，把“深圳梦” 狭隘地理解为“发财梦”、以几条经济优惠政策代表深圳特区、以具体优惠政策的变更代表深圳特区存废的观点是十分肤浅的。现在是正式确认深圳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开放特区的时候了。具体的特区政策可以变，但是在“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之前，深圳特区的方向和使命不能变。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梦想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变成现实，她需要探索、需要尝试、需要逐渐推进、次第实现，而深圳正是各方面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我们的梦想赖以根植和成长的沃土与温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对深圳市领导人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对于深圳特区未来的路径问题，厉有为提出，深圳特区的内涵不是在于特在哪里，而是取决于能否与世界接轨，“以自由港的模式、机制和体制，建设成为自由贸易区。”他建议把深圳建成南方的中央直辖市。
由此可见，在全国统一市场经济公平要求下，面对2006年中国加入WTO全面放开的形势，深圳如果能由过去单纯经济特区逐步发展步入综合改革的试验阶段，那么深圳之特在实质层面就远远没有结束。
据说深圳人口的年龄平均在30岁以下，可以想见，对这个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来说，深圳之于中国永远是年轻的，也永远是特的，等到哪一天深圳不特了，中国也就离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小康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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