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模式与幸福总值

　　不丹模式就是没把经济发展看做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而是始终关注经济和精神的平衡问题

　　吴洪森/文

　　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总面积 4万7 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万。这个不为大 多数中国人知道的蕞尔小国，因其所倡导的“不丹模式”，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 GDP(国民经济总值)。

　　不丹模式是什么？

　　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当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时候，不丹在亚洲属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穷国要摆脱贫困首先要以发展经济为主，这种确保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必然使得环境保护成为一句空话，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道路，就是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来确保经济发展优先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得全民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不丹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将自然环境很好的保护起来，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在亚洲排名第一，整个国土 74%在森林的覆盖之中。不丹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为了保护环境，不丹一直执行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2004年1年获得签证进入不丹的人数不到 6千人。由于不丹对环境的良好保护，2005年获得了联合国环保署的“地球卫士”奖。

　　不丹不仅环保优先，对

传统文化也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么说很容易使人误解不丹是个保守排外的国家，而实际上不丹从1960年代就开始对外开放了，英语是不丹的法定语言，一位新加坡学者进入不丹，听到当地老百姓一口标准纯正的英语很吃惊，说不丹人讲英语比新加坡人标准多了。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是感到非常痛心。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长期从外界来看日本人，我感到他们已经渐渐成为丧失精神上的幸福或干脆说是丧失了心中的故乡的国民。”西水美惠子说，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 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不丹模式的启示

　　对照一下中国这20多年来的发展，不丹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平均达到了年增长 9%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发展的好处并没有普遍惠及广大百姓，从1995年之后，国民的幸福指数非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上升，反而逐年下降。这就不由得使人发问：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使广大国民受惠，不能使广大国民幸福，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出了问题，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持久持续的。

　　不丹模式打破了我们原先很多习见和教条，比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难以两头兼顾；只有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经济才有活力；只有刺激消费经济才能维持增长，只有经济增长社会才能向前发展等等。说到底，不丹模式就是没把经济发展看做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而是始终关注经济和精神的平衡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依据这一原则，中国早就发展出阴阳平衡、内外协调的思想。因此中国文化最强调“和”。既然中国传统有这么好的思想资源，在有关国家发展道路和策略问题上为什么提不出任何新思想，而只是一味地沿着西方发展道路亦步亦趋地追赶呢？这恐怕和清末以来不断否定传统文化有关。经过近一个多世纪对传统文化的妖魔化，许多人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顽固偏见，以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死敌，两者不能共存，要传统就无法现代化，要现代化就得消灭传统。在这种习见的浸染之下，自然就不会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中国道路的答案了。而不丹之所以能提出“不丹模式”，完全是传统文化给他们提供了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智慧。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