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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终结欠薪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6日 02:02 第一财经日报

  专家认为,外来工维权所需支付的成本,本可以通过组织的帮助来完成。工会便是这样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但目前的工会还不能成为弱势群体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机构,它的职能还要进一步发挥维权的另一条可行途径是,政府加大投入,在解决恶意欠薪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深圳此举便表明了政府欲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本报记者 章正义 发自深圳

  在欠薪的处罚和打击力度逐年加大的情况下,解决欠薪问题仍是每年春节前各地政府部门的一道“例盘菜”,恶意欠薪仍然屡禁不止。

  拘捕欠薪老板不明智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张涛认为:“在相关法律基本完善的前提下,外来工的合法权益之所以得不到保护,根源在于外来工太穷,加上缺乏组织性,因此他们便没有力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张涛分析说,外来工

维权所需支付的成本,本可以通过组织的帮助来完成,但由于缺乏组织化,外来工无法组织起来与老板进行博弈。“工会便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但目前的工会远不能成为弱势群体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机构。”

  “要解决外来工弱势的现状,除了组织化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不过,张涛表示,另一条可行的途径是,政府加大投入,在解决恶意欠薪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深圳此举便表明了政府欲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加上深圳较好的财政实力,完全有财力拿出一部分来维护外来工的利益。

  不过,国内著名劳资关系专家刘开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从目前的法律来看,恶意欠薪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而且深圳对8名企业老板进行刑事拘留,并不仅仅因为恶意欠薪,而是包括虚假注资、恶意转移资产等。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欠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在企业不守法的同时,政府应该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刘开明表示,公开处理本身就不是一种很好的法律形式,在恶意欠薪还没有法律依据且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这样做很容易向社会传递错误信息。

  刘开明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也是社会责任国际(SAI)在亚洲唯一的董事。正是这个国际组织,于1997年推出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它规定禁用童工、不得强迫性劳动、尊重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还就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等作出规定。

  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创立于2001年,是一家促进劳工发展与公司社会责任的非营利民间机构,从调查研究、公共倡导、社会责任咨询教育、工人培训、社区教育、法律服务等,其活动领域覆盖华南和中国沿海地区的城镇和农村。

  通过多年的跟进调查,刘开明对目前工人的处境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企业非法用工的行为较为普遍,而外来工在自身比较弱势的情况下,维权难度可以想见。因此,他认为要解决恶意欠薪这一顽疾,根本在于一个良好法制环境的形成,人人都遵守法律。一方面雇主雇用工人必须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工资,支付不起便依法破产;一方面,政府要依法办事。

  按照他的观点,在解决恶意欠薪的问题中,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及劳动者四者之间,应是一种互相合作、制约,并互相监督的关系。

  “只有合作,才能将企业经营好,企业才能支付劳动者工资;民间组织则可以代表员工的利益在三者之间发挥协调和监督的作用;而政府在制约关系中,集中执行法律,让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企业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刘开明说。

  民间组织的困境

  尽管深圳在解决恶意欠薪问题上已决定携手劳动、公安、法院、工商等部门,以探索出打防结合的长效机制。但完全靠政府来承担,显然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

  维护工人权利的工会组织理所当然被寄以厚望。根据记者了解,截至2004年,深圳全市共有工会基层组织4.3万多家,会员258万人。为协调劳资关系,深圳还在企业中推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截至2004年,共有19840个企业实行了这一制度,涉及职工274万人。

  但令刘开明忧心的难题是,目前的民间组织还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现在整个民间组织的力量还非常弱小,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寥寥无几。”同时,由于很多民间组织不是工人的自发组织,无法组织起工人的力量,只能起到一种简单的协调和服务作用。

  “而工会现在的地位比较尴尬,有时候会站在企业这一边,这便是目前我们工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刘开明说,这要求一种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按照法律规定来改革工会,在工人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并拥有自己的律师,这样在工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工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显然不应仅是政府联系工人群众的一座桥梁。”

  即使如此,刘开明仍然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分担更多的角色,而应该首先实现政府和企业法定角色的回归。“企业是提供商品的,应遵守法律规定来雇用员工,按照合约来履行责任;政府则按照法律来调节劳资关系,维护法律尊严,而不是简单地代表工人或代表企业。”刘开明解释说。

  要推动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的确非一蹴而就之事。专门替外来工维权的人士谢六生坦言,“就拿和我一样为外来工维权的民间群体来说,其中便有一些人将它做个幌子,而做些侵害外来工利益的事情,这本身就需要规范。”

  对企业中工会的认识,谢六生有着更直接的感受。据他介绍,在欠薪较严重的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工会组织,这表明了工会所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同时表示:“有些工会也仅仅是个形式,不能代表工人说话。”

  谢六生告诉记者,他们已开始感受到团结的重要。现在,他们正积极筹办一个外来工协会,以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外来工提供服务。由他和几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外来工负责筹建,他们还为此建有专门的维权网站。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能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正面临协会注册的难题,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对自己正做的事情,谢六生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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