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和走账：香港是否仅是跳板

　　□赢周刊记者 肖南方

　　过几天，东莞的林老板又要去一趟香港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和欧洲某公司签订一销售合同。自2005年以来，林老板去香港的商务活动明显频繁起来。

　　林老板是东莞一家做电子文具的生产商。早在2003年，林就在香港成立了一家贸易公 司，但林老板很少关心香港方面的业务。自2004年CEPA实施后，粤港经济贸易往来频繁，林老板香港公司的业务也逐渐增多，这引起了林的注意，并招收了三个香港人作为公司业务拓展。2005年，香港方面的业务超过一百万元。　　

　　仅仅是一个贸易窗口？

　　林老板不是个案。据中国

商务部统计，2005年前10个月经商务部核准备案的大陆非金融类企业，对香港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2亿6000万美元(21亿2310万新元)，大大高于2004年同期的4亿3300万美元，增长了191%。2005年1至9月赴港投资的非金融类大陆企业达到199家，高于2004年全年的160家。

　　但林老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虽然我现在经常会去香港，但并不代表我会加大对香港的投资。”

　　林老板分析，2004年8月内地出台了旨在积极支持内地企业赴港澳投资的新规定，这也是内地企业投资香港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项规定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有能力的、各种所有制的内地企业赴香港投资、开办企业，简化审批手续并下放审批权给地方等。

　　有观点认为，内地企业加速南下香港，改变了以往内地、香港经济合作中港商单向投资大陆的模式。不过林坦言，他目前在香港的公司只有二个职能：接单和走账。接单是由于香港本身的市场地位造成的，“在香港接一些外销单相对比较容易，香港适合做贸易。”而走账是因为有些单是按美元来结算的，如果与内地企业签订合同的话，货币转换较麻烦，而香港不实施外汇管制，港币可以与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现，因此，“选择香港下单和走账较为省事，仅此而已”。

　　香港过去一直扮演着外商进入中国内地的窗口。其简单税制及低税率以及信息自由流通、不存在外汇管制、自由港地位、廉洁的政府等因素，很容易成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跳板。以税制为例，利得税为17.5%，薪俸税税率最高为16%，税率属于全球最低。

　　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的降低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本地市场已经国际化，香港作为以前唯一外向通道的优势已经失去，香港其实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林如是感叹。

　　以前，由于港商可以享受外商投资的种种优惠，内地企业纷纷削尖脑袋与港商牵扯上关系。一位当年与港商合作过的顺德老板向记者介绍：“主要有二种途径：一是取得香港身份，二是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或与香港公司合作，因为税收优惠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无形的优惠，如向政府要地，所以，内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比较热衷于此，也由此造成了一大批假港资、假合资企业。”

　　随着更多城市的开放和税收的并轨，外商和内资基本上趋向没有多大的差别，据林老板向记者透露：“其实很多企业在香港的投资都是皮包公司型，注册一个公司，三二个人一部电话而已。”

　　林老板指出：“广东民企赴港投资大多都倾向于夫妻合资、朋友合作的形式，再加上以前审批限制尚未放开，很多人还通过地下通道过去的。”据林介绍，他身边的朋友当中，很多都在与香港人做生意，但真正意义上去到香港的企业并不多，“有的话，也至多是注册一个贸易公司，但并没有真正进行业务上的开展。”

　　东莞市外经贸局和东莞市民营办在2005年12月份也向本报记者证实过：“截至目前，通过我们去香港投资的企业还没有一家，只有两家表示有意向。”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东各类企业在香港投资的共有600多家，投资金额达20多亿美元，涉及贸易、运输、工程承包、科技合作等领域，但其中正式在案的民营企业仅25家，投资总额约1.35亿美元。

　　坐商意识被市场粉碎

　　为什么风光无限的港商北进在资本时代却演绎成内企南下？这让人不得不反思香港的历史地位。

　　随着内地经济起飞基本完成，开始建立自己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作为主要投资提供者的作用正在减弱，而欧美等国的资本却占了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并在中国全方位开放的趋势下，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市场主要窗口的作用也在降低。加上内地私人企业也逐步获得了外贸自营权，越来越不需要香港的中介，而香港经济此时又遭受着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陷入低潮，香港几十年形成的自我优越感似乎在一夜之间被粉碎，“谁还需要香港”的质疑声四起，甚至有观点否定香港的价值。

　　以《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著称的网络评论员呙中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般把香港在珠三角的地位和作用趋弱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深入，广东经济在1990年代的转型以及制度差异障碍。具体说，是双方在劳动力、资金等方面流动障碍，以及香港交通体系始终未能与珠三角更好对接。1990年代后期以来，广东经济开始出现重工业化趋势，例如广州以汽车、石化等为龙头的支柱产业方兴未艾，但香港在重化工业领域没有一点优势，这就导致欧美、日本等地区资本在广东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除此之外，我认为更多的原因在于香港自身。香港经济一直倚重服务业以及轻工制造业，但科技创新能力严重欠缺，导致产业结构转型一直未有前进。”呙中校举例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纺织业还排名前列，八十年代后服装加工业转移到珠三角之后，香港纺织业就没了发展的目标。相比之下，韩国纺织业在向外转移的同时，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目前我们所穿的高科技面料很多就来自韩国。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中，韩国、台湾的科技竞争力最强，新加坡次之，香港最落后。这也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其他三条“小龙”的经济都在2002年开始复苏，而香港则在2004年才在CEPA、内地游客自由行等因素推动下开始回暖的原因。

　　八九十年代，香港对珠三角的影响力在于其资金和国际营销渠道，这在当时是很切合广东经济需要的，但是九十年代下半叶以来，广东以至

中国经济对技术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在外资引进中技术越来越重要。香港科技竞争力的落后自然导致其对外投资影响力和作用下降。因此，香港应该更多从主观上找原因。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指出：“香港的困局更深层的原因是坐商意识的彻底粉碎，是从坐商到行商意识的反思。”当年，由于内地亟待发展，在“转得快，好世界”的港商眼里，基本上是投资哪里、哪里就有钱赚，而且又是中国对外发展、世界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因此，坐等上门就能够完成交易，根本不会意识到深扎的问题，待到内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特别是

长三角企业行商意识的崛起，以及WTO的开放，港商长年形成的坐商意识和独特的垄断地位被市场无情冲击，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迷茫之中。